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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读到李建荣先生《<浮生六记>作者疑为杨引传》一文，浮生研究难道还能有这么大的颠覆？但读下来发觉全文缺乏过硬的证据，只是作者的猜想，而这些猜想也是因为对浮生研究的相关材料和成果掌握不够全面所致。 我们首先要解决的就是王韬“少时尝跋其后”的疑问，李先生以为是王韬小时候、在杨引传发现手稿之前就阅读过《浮生六记》的抄本，这是不确的。王韬所作《瀛壖杂志》述及杨引传，有“少同里闬，初未相见，逮归自蜀，始投缟纻”之语。从杨引传所作《独悟庵杂忆》可知，杨氏十九岁（1842年）就婚于蜀，二十一岁（1844年）携眷归吴，可见此时他已与十七岁的王韬缟纻相投，相识相惜。越三年（1847年），王韬与其妹杨梦蘅成婚，再越四年，杨梦蘅病逝于上海（1850年10月）。王韬云其“少时尝跋其后”，感慨美妇才人往往不能相守终老，谁料“跋后未越一载，遽赋悼亡”，可知他所说的“少时”并非小时候，而是1849年他二十二岁之时。 因此，我们可以推断杨引传于冷摊发现《浮生六记》的手稿本应在1844年归吴之后、1849年年尾之前，而且揆以常理，杨引传既与王韬交好，姻亲又兼同里，应不会得到此书过好几年再给王韬看，王韬也不会看了好几年才“跋其后”，所以杨引传在1849年得到《浮生六记》的可能性为最大。只是杨序过于简略，未提及他得到《浮生六记》的时间，所以大多数人可能没有意识到从他发现《浮生六记》到光绪三年（1877年）出付《申报》馆正式出版，中间隔了至少二十八年的时间。光绪三年（1877年），王韬重写此跋交给杨引传付印时已是五十出头的老翁了，回忆青年时期称为“少时”亦属正常。 王韬的跋首句着一“曾”字（“曾于冷摊上购得”），亦可侧面证明杨氏得书并非光绪三年近日之事。所以王韬《弢园文录外编》中的原跋文说“少时读书里中曹氏畏人小筑，屡阅此书，辄生艳羡，尝跋其后”，虽指明了读书的地点，但并不等于读的就是曹氏的藏书。若曹家真的另藏有一本《浮生六记》的抄本，那么这个抄本后来去哪里了？1849年王韬已与杨引传相识数年了，不会只字不提，《浮生六记》的发现之功就不可能都归于杨引传了。所以，笔者以为王韬当时所读的就是杨引传所得之手稿本。而至于后来他提供了管贻葄的六首绝句——既然俞平伯先生1980年尚能在黄裳所藏的《裁物象斋诗钞》原刻本中发现这六首绝句从而更正管贻萼之误，那么王韬在这漫长的二十八年间曾经看此书并抄录下这组绝句也是很有可能的。 另一个佐证是叶桐君刺史，他并非外人，而是杨引传妻子叶心兰的长兄。《独悟庵杂忆》中云：“心友昆弟五人，长乃桐君贰尹，在浙应试”，贰尹与刺史都是唐代官名，在清代大致是作为县丞与县令的雅称而已。杨引传发现了《浮生六记》，在亲友中传阅，是很正常的。并且台湾的蔡根祥先生已经考证出叶桐君卒于咸丰十年（1860年）（蔡根祥：《〈浮生六记〉后二记考异》，台湾：《国文天地》，2008年8月号第279期），那么叶桐君阅读杨引传所得手稿本的时间自然是在此之前。1860年太平军攻入苏州，杨引传丧妻丧子，“避居洋泾”，《浮生六记》的出版自然就被耽延了。 然后我们要举出沈三白其人在历史上真实存在过的证据。其实管贻葄《裁物象斋诗钞》第三十九首题为《长洲沈处士三白以〈浮生六记〉见示，分赋六绝句》，说明他与沈复有交往，已是一个明证。三白一介落魄文人，其子逢森也少年夭亡，杨引传当时“遍访城中无知者”并不奇怪。而且他所谓的“遍访”也并不彻底，因为当《浮生六记》“由隐而显”（俞平伯语）以后，与沈复相关的诗书画被爱好者挖出得越来越多。比如芸娘逝后的数年，沈复依附其“总角交”苏州状元石韫玉游幕，石氏的《独学庐全稿》中有三首为他作的题画诗词，包括《题沈三白<琉球观海图>诗》、《洞仙歌·题沈三白夫妇“载花归去月儿高”画卷，时其妇已下世矣》、《疏影·为沈三白题“梅影图”》。清人顾翰的《拜石山房诗钞》中有一首歌行体的《寿沈三白布衣》，中有“当年曾作海外游，记随玉册封琉球”之语，从诗中还可看出沈复在如皋为幕十年，已近花甲，要回苏州买屋养老了。可见沈复自得石琢堂之助，嘉庆十三年又随使赴琉球之后，生活境遇比芸娘在世时要好很多了。 2005年，与沈复同时期的文人钱泳的一本笔记手稿《记事珠》被发现，并已经多名学者鉴定为真。其中有一条关于《浮生六记》的条目：“吴门沈梅逸名复，与其夫人陈芸娘伉俪情笃，诗酒唱和。迨芸娘没后，落魄无寥，备尝甘苦，就平生所历之事，作《浮生六记》，曰《静好记》、《闲情记》、《坎坷记》、《浪游记》、《海国记》、《养生记》也。梅逸尝随齐、费两册使入琉球，足迹几遍天下。余与梅逸从未一面。亦奇士也。”《记事珠》中还有摘录《闲情记趣》的内容，更有六千多字的《册封琉球国记略》，开篇即言“吴门有沈三白名复者，为太史司笔砚，亦同行”，被认定为是《海国记》的部分内容。（见《浮生六记（新增补）》，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年）。可见钱泳与管贻葄一样，是有幸看过全本《浮生六记》的人，只是他看的可能是一个未定稿的抄本，六记名目略有不同。 最后，关于沈复的名字，赵苕狂与陶恂若先生都已说过沈复其名其字出自《论语·先进》的“南容三复白圭”。《诗经·大雅·抑》中的“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为也”，乃慎言之意。 行文至此，我想已无需再证明为什么《浮生六记》的作者不是杨引传了，杨的悲剧是战乱造成的，而沈复与芸娘的悲剧是依附于封建大家庭的悲剧，如潘麐生赋诗所感是“衅起家庭剧可怜”，其间相去甚远。 认为王韬所读的是另一个抄本的不只李先生一人，所据也只是王跋的两处异文而已，也是没有意识到杨氏得书与印书不是同时，而误以为王韬比杨早读了二十多年（张一民：《王韬始读<浮生六记>的时间和版本》，《淮阴师范学院学报》，2013.1）。人们总是希冀在民间尚存着其他抄本，能补足后两卷佚失之憾。其实，像沈复这样的落魄文人，描写夫妻之情这样的非传统题材，在那个时代是不会被重视的。距离沈复下世不过二三十年，他的手稿就流落冷摊了，能够被杨引传得到，并经历洪杨之乱而保存下来付印流传，已是天壤间一大幸事了！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