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虚构与叙事为主要特征的小说，在中国一直不为主流文学所取，直到民初由于梁启超等大力倡导，才被奉为文学之最上乘——其根子是载道言术，要拿小说去改造国民性，要教化与启蒙；到了延安座谈会，就是要训诫与规范。康生说，“利用小说反党，是一大发明”。这其实不是发明。中国的小说一直是作为这个“孔子著《春秋》，乱臣贼子惧”的史学传统之皮相存在。
    小说是关于人的艺术，是时空观的具现，是对世界尽头的想象，是一个渺小性灵的生物与庞大滞重的现实互相生成。所谓现实，它总是在不断发生变化。又或者说，在观察这个名叫“现实”的人类历史进程时，我觉得首先要把它大致分成两个时期“匮乏”与“相对有余”。人吃饱了，与吃不饱时，想的事说的话肯定是两回事。我们在一个新纪元的开始。对“多余品”的追逐将构成人的日常。而以摩尔定律速度涌现的“多余品”将重新开启人的哲学王国与文学王国。
    我们在进入一个现代性的社会。一个开放、多元、充满悖论，极其复杂的，且日趋复杂的社会；一个世俗趣味高涨、工具理性蔓延、拜物教横行的社会；一个不再询问“你能为国家做什么”，而是询问“国家能为我做什么”的，个人即最高价值的社会。
    这是我们今天的现实，但我们的文学实践远远落后于这个现实。很多作家处理的还只是一个伪现实，很难理解这个当下，理解它为什么发生，为什么是这种悬崖瀑布似的发生，这种发生还将给我们带来一个怎样波澜壮阔的现实；这种发生与中国人固有的性灵或者说文化基因又有一个怎样的关系，又将在何种层面上重新塑造作为一个中国人的密码？以茅盾历届获奖作品为例，有几部作品能够勾勒出当代中国人的形象与性情？今天的中国人，与三十年前的中国人，以及三百年前的中国人，简直是地球人、火星人与三体人的区别。不客气地说，这些获奖作品中的大多数还是停留在我刚才说的“史学传统”里，所处理的题材基本还是那个已经离我们远去的古典农耕社会的魂魄，对以机械复制为主要特征的工业社会少有触及，更毋论当下这个结构异常复杂的知识社会。他们所津津乐道的美学风貌，无非是“茶杯里的风景”。
    这些年，微博微信流行，大家在上面讨论一些公共话题。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很多小说家根本没有能力介入这种公共话题，所言所说不过高中生的水平。为什么会这样？原因很多。比如我们这几代小说家存在极大的知识结构缺陷，学历普遍不高；我认识的一个小说家常自诩他的书架上只有他自己写的书，与他每天煮茗饮茶的名士风度与生活方式……等等。这个话题不展开。我要说的是——
    这些公共话题，包括了最起码的理性思维，应该成为人类共识的基本价值观，各学科所取得的最新成果，人类社会当下的形态及可能趋向……它也对作家的思辨能力、逻辑能力等提出更多的要求。作家不去这些正在发生的浪头里打几个滚，沉溺于书桌前的美学，沾沾自喜于那些乏味的叙事圈套，有什么意思？这里还有一个社会责任的意识。更重要的是，公共话题是了解当下社会的敏感点。对公共话题的思维方式及语言系统，会让小说更丰富，会让作家有一双哲人的目光，起码思想与道德不落后于普通人。博尔赫斯算是最典型的书斋作家，他可没少喊叫。在我看来，小说家不介入公共话题，是懦弱与无知。至于怎样从这个每天都在野蛮生长的现实中汲取力量，又不至于被这头凶兽一口吃掉，是个问题。这需要智慧与自我的清晰。
    在《工作与时日》一书中，赫西俄德用“神的尺子”把人类社会分成：黄金、白银、青铜、英雄、黑铁五个时代。这是诗意的修辞。若换过把尺子，农耕社会，工业社会，信息社会……如今我们的寄身处，或可称之为“知识社会。”这意味着什么？
    知识体系是子宫，矩阵。
    我想这也是朋友把知识体系的冲突列为今日中国五种基本冲突首位的原因所在。今天我们讲的全球化，实际上就是一个西方化，是用西方几千年积淀下来的那套知识体系来改造全人类，所谓“世界改变中国”。这里也还存在一个“中国改变世界”的反馈机制。但前者是决定性的，起主导作用。不同的知识体系之间甚至会产生不可调和的冲突，只能是征服与被征服的关系。用亨廷顿的话来说，这叫“文明的冲突”。
    亨廷顿把儒家文明列为几大基本文明之一。但经过49年后的意识形态改造与78年改革开放后消费主义兴起的双重风暴，今天的中国是没有儒的。过去的儒，核心是一个仁字。仁是爱人，极富道德的魅惑与感召力。把它拆开，“这人有点二”。它具有一种可疑的主动，是在试图输出价值观，可部分纳入“积极自由”的范畴——它就不可避免地成为被国家意志、民族利益等所改造。现在的新儒家着眼处仍然是德性之魅。这还是熟人社会里的经验伦理，不适宜这个正在形成的开放的陌生人的契约社会。儒要有新精神，要注入制衡分权等现代理念。只有真正理解了契约社会的根源，儒学重建才有可能。一是要有儒这个壳，这是中国人的脸庞，是文化基因，社会各阶层易在这个壳上达成共识。在这个框架内导入民主自由原则；二是讲“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八个字讲的是一种消极自由，它没有政体设计方面的野心，作用于社会风俗。它可以成为中国人伦理重建的核心，而不是“仁”。至于蒋庆说的儒家宪政什么的，就不靠谱了。
    再哗众取宠一点，那个“古老中国”在文化上已经濒临灭绝。被征服的，一定是落后的吗？又或者说，狐狸之所以吃兔子，吃得理直气壮、理所当然，是因为兔子是“落后的生产力”的典型代表吗？这又是另外的话题，打住。
    回到现实。
    我们在拿着手机用微信泡妞时，应该意识到：若没有相对论与量子力学，没有那只薛定谔的猫，手机、电脑等这些90后觉得它们是天经地义的东西，根本不会出现在人类社会中，成为民众须臾不能离开的现实。还有什么比这个被人类稀里糊涂地使用的量子力学更神秘魔幻的？马尔克斯获得世界性声誉后，大家说他魔幻。马尔克斯大声分辩，“我就是一个现实主义小说家。”现实早不再只是牛顿力学支配的那个宏观世界里的日常经验；也不仅仅是伍尔芙看见的斑点，普鲁斯特想起的小茶饼，卡夫卡在洞穴里的梦呓与孤独……它是更多匪夷所思的建筑结构、吴莫愁古怪的音乐、凤姐与干露露的出位、中美就人民币汇率问题的博弈、黑天鹅事件、占领华尔街运动，种族冲突、日益激烈的地缘冲突、科技增长、微博微信，以及越来越复杂的情感、人际关系等。
    在这块“现实”土壤里，小说如何发现这个时代独一无二的特点与形式，获得它作为一门艺术“理应得到迄今为止仅仅为音乐、绘画、建筑方面的成功行业所保留着的一切荣誉和报酬”？
    如果让我用两个词语来描述我们所置身的这个时代，我会选择“Facebook”与“谷歌”。后者基于数学和逻辑学的理念，通过冰冷、严谨的技术建立；前者基于心理学和社会学的理念，联接人与人之间的“瞬间、暗示、碎片、神秘的微光，与执子之手将子拖走”。
    这是诸多文学大师所未能体验与无法想象的。
    这也就是小说不死，仍将薪火相传的根源，是我们这些后来者继续书写的价值与意义。
    我们要有自身作为“人”的光芒。
    极端地说，若文学只是对传统的继承，写作者就要有勇气做所谓文学的敌人，乃至于与自己为敌。要想拥有世界文学的高度，就得彻底摆脱乡土中国的经验一一从故事模式到叙事技巧。今天的读者已被陷入匮乏的传统美学（小说）败坏了胃口。
    小说家要有能力区分小说与当代小说，像区分亡灵与生者的容貌，要有这种愿望去不断探索，充分借鉴电影、摄像、雕塑、音乐、绘画等其他艺术门类的理念与形式，以及科技进步带来的众多启迪，用一个《千年文学备忘录》的视野，写出真正属于这个时代的文学，写出IBM电视广告里那个“智慧的地球”。
    真实世界永远比人最夸张的想象还要复杂亿万倍。小说要有这种对复杂性的追求。在我看来，这种愿望即是人最后的自由，是人存在于地球却能以浩瀚星辰为舞台背景的根本理由，是小说及人所创造的任何一种艺术形式至高的美学原则——而不是温暖、悲悯等道德修辞，以及对人性有多少悱恻动人、深刻而又痛苦的描写。
    那些目前被视作简洁且美的，不过是这只庞然大物表面的一块斑点，并且随着它的飞速膨胀，极可能丧失原本的形状与内涵，譬如曾经塑造过中国人性情的唐诗与宋词。它们的大多数是会形成标本，被保存，提醒着后来人：他们的来龙去脉。
    博尔赫斯说“沙之书”。人类文明史上出现的每一本书都是其中一页，犹如蝶之翅翼，值得珍藏与赞叹，但不必五体投地。欣赏完后，年轻人要有这个冲动去翻开新的篇章，要有这个勇气去站在秩序与混沌的边缘，把自己视为“一个最微小的初始条件”，输入这个系统里。世界属于众生，但归根结底是被你注视的。你的目光让它获得了组织结构、声色光影，以及未来。要理解“蝴蝶效应”的真正涵义。
    换句话说，小说有一望而知的好，是好事，但不够，它在公众的经验范畴中，赞美是脱口而出。当代小说要有勇气来审视这些经验范畴，它给人最直观的第一印象，可能是“震惊”，本雅明在《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品》提到的那个词。这里要指出的是：当代小说并不意味着对读者的抛弃，它帮助读者发现那些前所未有的体验与思考，发现一个作为二十一世纪人类之子存在的“自我”，也像发现ipad一样。
    小说家得学会对读者提出要求，不满足于分享经验、情感，在道德上做出判断与叙事。要有对难度及复杂性的呈现，这才是对读者真正的尊重。今天的读者已摆脱被动阅读的命运。他们不再是砖、螺丝钉，不愿意被规训，被洗脑。启蒙早不再是某种价值观的输出与接受，而是一个自我觉醒的动人旅程。在喜怒哀乐之外，读者渴望更多的智性含量。
    阅读可以分为三种，或者说三重境界。第一是倾听别人说话；第二是与自己对话；第三是见万物众生。第一种好理解。在倾听的过程中，读者逐渐地发现“我”与他者的关系。自我意识渐渐萌牙；第二种指六经注“我”，万物皆备于我。随着“我”的茁壮成长，世界因此五彩斑斓，有荒谬虚无爱恨愁苦。但这还不够，阅读还有更深的指向；第三种其实就是孔夫子讲的“随心所欲而不逾矩”。读者能从他/她/它的角度出发，像男人一样思考，像女人一样思考，像一个自由主义者思考，像一个国家主义者思考，像情人一样思考，像仇人一样思考，甚至是像动植物＼无机物一样思考。一句话，一条公理，一篇文章，一个模型，能同时在你心里激起N种不同的，甚至是截然抵触彼此矛盾的声响。 “自我”成为一个真正的内心宇宙，而不是傲慢与偏见的代名词。
    李敬泽先生出版了一本《致理想读者》。在我看来，这个“理想读者”其实就是致一个理想的自己，是对“自我”的镜中凝眸。另外，在这个每天都在被“全球化、消费社会、技术进步、互联网思维、知识革命”等深刻改变着的社会里，理想读者也不会只有一个固定不变的形象，映雪囊萤，悬梁锥股……一个刚运动完的少年，坐下休憩，顺手拿出手机开始阅读，指尖划过屏幕，突然有那么几句文字犹如闪电一样，照亮了他的心灵世界。那时的他，就是理想读者。
    当代小说家也完全不必要被读者抛弃的顾虑。读者抽象且具体。一方面它犹如星辰，映耀着一间间书写者的陋室与那条隐秘的人类精神河流；另一方面，它本身亦在不断变化。四九年，中国的文盲率接近90%；现在，根据国家统计局2011年发布第六次人口普查主要数据，是4.08%。公众文化素质的普遍提高必然会对小说提出新的要求。当代小说家要有一种在阳春白雪的高度去书写的愿望。登上层楼，登上层楼，只有小说家先“会当凌绝顶，一瞰众山小”了，读者才可能跟着攀援而上，欣赏到《望岳》这样绝美壮丽的诗句。
    许多人说文学在式微。这话对，也不对。式微的，其实是几种文学媒介与形式，以及社会对文学的关注度。文学本身并不式微，反而随着知识生产的倍增，呈现出一个极开阔、极复杂的图景，且与教育水平得到普遍提高的公众关系更为密切，呈现出一种从公共空间走向私域的倾向。文学在成为母体，犹如水滋养各种艺术形式。
    一个人内心的宽度，只能靠他读过来的文字几毫米毫米地码出来。人们不是不阅读了，只是阅读的介质、模式、主要群体，以及阅读的技术、方法等发生了变化；小说不是没有人读，而是传统语境里的那个“小说”少有人读了。
    我们吃饭，每天都吃，但不能说活着就是为了吃饭，而是另有追求。对于当代小说而言，传统小说的叙事美学不再是核心。叙事是完成语言与结构，完成一个人自我认知、自我进化、自我溢出的过程。
    当代小说的命运将不可避免地转向：诗、哲学、人物的脸庞，以及虚构之力。当代小说最重要的职责将是:启人深思，帮助人们在喧嚣中发现孤独，发现生命的百感交集，在众多一闪即逝的脸庞上瞥见天堂。
    一个当代小说文本，是人在键盘上敲下的，“他所想、他所能”敲下的亿万之一，是概率的产物，骰子在“一个激动人心的时刻”停止转动，词语与句子得以显现。在这个“自我闪耀”的奇异旅程，读者与作者成为人的左右脑。或者说，作者与读者这两个词语，还是启蒙语境里的分离，分别扮演传道授业的老师与“程门立雪”的学生形象；随着知识社会的到来，它们构成一个完整的“人”。对于这个“人”来说，阅读与写作是他了解宇宙与自身奥秘的两种手段，是他生命中的学与思，是第一位的；而来自他人的认同感（发表与稿费）退居其次。
    当代小说并不等于小说的当代性。当代小说是在“大海停止处，望见另一个自己在眺望大海”，它强调：深度，广度，维度，高度。深度是说“我的每一次触及都在打开更深远之门”。广度是说“我的履痕及对世界广阔性的赞叹。”维度是说“我看见了银幕这面，也看见了银幕的后面”。高度是说，“我在月球上望见地球是圆的这个事实。”
    当代小说是有关于“我”的一切，是从“我”出发所看见的一切，世界因为“我”的行动呈现出种种可能性，它是狐疑的，充满不确定性与否定之否定。而当代性是一个正在鼻子底下发生的现实，是对处理这个“正在进行时”经验的概括与分享。比如过去的女人碰到男人劈腿，找妇联哭诉；现在的女人碰到男人劈腿，通过微博微信声讨。传统小说同样可以具有很好的当代性，比如写拆迁。写爷爷穿上寿衣，扛着钢瓶上了屋顶。当代小说来处理同样一个题材，就不会仅局限于道德控诉与戏剧性冲突。也许是邻居的猫，举着一根被顽童浇油点燃的尾巴，窜到屋顶被拧开阀门的钢瓶前……换句话说，相对于传统小说的一条或几条路径，当代小说是一座小径分岔的花园。
    世界是复杂的，且日趋复杂。当代小说将帮助我们更好地认识这个事实。
    中央美术学院副院长徐冰先生说过一句话：“素描训练不是让你学会画像一个东西，而是通过这种训练，让你从一个粗糙的人变为一个精致的人，一个训练有素、懂得工作方法的人，懂得在整体与局部的关系中明察秋毫的人。”
    我在这里改写一下：“对文学的热爱不会让你当官发财，而是通过这种热爱，让你从一个贫乏的人变为一个丰饶的人，一个自我觉醒、懂得爱恨的人，懂得在这个科学建构的世界里发现美与激情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