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斐虹发表的作品不多，作品题材和风格有一定的倾向性，表现出了对女性情感和命运的密切关注。这次的三个短篇主人公清一色都是女性：《消失》讲的是一位被儿子“遗弃”的母亲在漫长的七年间如何让自己渐渐习惯儿子消失的事实；《气味》中的“我”和丈夫分居八年，因莫名的冲动而翻动丈夫的衣柜，闻到了一种独特的气味，陷入了对丈夫无休止的猜疑之中；《遗嘱》中的“我”是个女强人，经营着一间服装厂，头脑清晰、办事果断。小说从“我”腰椎受伤、卧床不起这一事件开始，慢慢揭开“我”和丈夫谢三强之间冷漠的夫妻关系，最后“我”偷偷修改了犹豫再三写下的遗嘱，隐晦地表达了丈夫可能谋害自己的疑虑。
    三篇小说情节上都留了些悬疑：《消失》中儿子国勇消失的原因始终没有点明；《气味》直到结尾处才点明是医院的苏打水气味，但即使气味有了名目和来源，从李永康对妻子的态度来看，是否有婚外情仍然值得怀疑；《遗嘱》中的谢三强既有挪用大笔款项的事实，也有婚外情的铁证，而“我”摔断腰椎是否真是意外则显得有些难以确定，谢三强谋害妻子也并非绝无可能。这些悬疑加上作者对人物心理的准确把握，使得小说读起来颇有些虚实相生的味道，相比此前的《水杉树》、《亲骨肉》等作品，应该说赵斐虹的创作有了一些质的变化，渐趋成熟与从容，这是值得嘉许的。
    三篇小说多少都有点为女性鸣不平的意思，小说中的男性大体都可以被看成是自私自利的，他们以不同的方式伤害着能干、无辜、善良的女性。《消失》中的水娟是个传统的母亲，惯孩子，有点好强，会根据自己的喜好对儿女的婚姻、生活有所干预但并不过分，总体说来还是慈爱的。国勇没有任何解释莫名其妙地消失，撇下老母独自去过新生活，冷漠绝情让人难以接受。《遗嘱》中的谢三强无能庸俗，靠老婆养活还搞婚外情，妻子病后不但不给予悉心照顾，还和情妇讨论装修房子，讨论看似不远的“幸福”生活，人格真是卑劣到无耻的地步。相比之下，《气味》中的李永康倒是让人同情，正当中年和妻子分居，禁欲多年，基本维护了婚姻的神圣，但小说叙述强调了他的旺盛情欲和粗暴自私，并明确指出“我”的性冷淡和李永康的行为表现有直接的因果关系。当然，赵斐虹并没有通过叙述强调性别之间的敌意，甚至还有意弱化两性关系的紧张状态。除了多少有些让人同情的李永康，《消失》里国勇的品行也得到了一定的维护：他为母亲交水电费，通过各种渠道了解母亲的生活状况，绝情之余亦不乏温情。这种对人物道德水平的人为拔高，表明了作者放弃判断的叙述立场。
    小说中的几位女性都比较勤劳能干，也正是因为勤劳能干，她们在生活中都有些强势，有些自以为是。水娟不喜欢在她看来很狐狸的慧莲，喜欢会换灯泡的美佳，不过，占有欲很强的她和讲原则的美佳也无法和睦相处，儿子离婚后她甚至高兴得买了一大捧玫瑰花为儿子过生日；《气味》中的“我”打理着丈夫的生活起居，帮丈夫拉选票，曾助其坐上村长的宝座，但同时也会把丈夫抽烟等量的钱存入自己的名下，会主动为丈夫买充气娃娃；《遗嘱》中的“我”甚至有点强迫症，身为一厂首脑的她，不但家务自己做，居然还坚持每月擦天窗玻璃，她试图维护一个独属于自己的王国，在这里一切都服从她的统治，听从她的调遣。她在实施一己“统治”的时候，伤害亲属们的自尊心估计是在所难免的，在得知女儿回国来看护自己，她第一反应居然包含着“尽管来回的机票钱都是我挣的”这一内容就很说明问题。
    然而勤劳能干和有真正成熟的自我意识是两回事，水娟和《气味》中的“我”都是传统的女性，生活以家庭为重心，《遗嘱》中的“我”虽然经营服装厂，赚得大把钞票，供养女儿、老公，甚至娘家姐妹，但并没有把那当成事业和成就，反而常常觉得是一个难以卸下的负担，所以，当她赌气把厂子交给丈夫打理时，不由发出了一声感叹“原来我以前那么辛苦，全是自找的。”这些女性在生活中也会进行某种程度的反思，其思维模式大致可以表达为：我对你如何如何，你怎么这样对我？难道我做错了什么？这种反思的深度止步于关系，还停留在“我”的外面，对主体的自我建设常常是弊大于利，它不追问“我是谁？我喜欢什么？我能干些什么？我是否以自己正在干的为满足？”却常常在“你/我”的考量中失去平衡心态，自怜自艾，倍感受伤。这其中的深层原因，就在于她们没有独立的人格，没有自我。
    有意思的是，《遗嘱》和《消失》女主人公的幻灭，都和身体有关。《气味》中的“我” 试图与丈夫建立一种平等的、无性的伙伴关系，并力图让自己相信“维系夫妻关系还有比那档子事更牢靠的东西”，但莫名的情欲冲动最终让这种自我欺骗破了产，面对丈夫情欲旺盛的事实，她禁不住怀疑丈夫是否另有满足的途径。《遗嘱》中的“我”以一己的辛劳担起了家庭的重担，躺在床上还打理厂子，是无法自理的身体戳破了她“不指望”任何人的自大幻觉，意识到了自己的软弱和孤独。面对镜中自己丑陋的肉体，对比照片中谢三强情妇雪莉青春美丽的形象，她觉得自己此前辛苦操劳的生活太不值得，不由地对丈夫产生了无尽的恨意。这两个小说都触摸到了女人与身体那种说不清道不明的微妙关系。对两篇小说的主人公来说，性意味着伤害，身体是烦恼与痛苦的滋生地。在身心的二元对立中挣扎和撕扯着的她们，可能从未想过一种更理想的人生状态必然包含着对身心统一的向往。
    根据女性主义理论，身处男性意识形态压迫下的女性，她们最原初、最有效的反抗武器就是身体，厌食症、歇斯底里等都是她们用来抗争的方式，赵斐虹显然并不了解这些理论，但她却用自己敏锐的观察注意到了生活中这些原生态的反抗形式，并把它戏剧化地呈现了出来，《遗嘱》和《气味》的主人公后来都疾病缠身，并多少有以死来谴责她们遇到的不公的意思，说明她们对生活的困惑和迷茫。
    从小说叙述层面来看，赵斐虹非常熟悉传统女性，对她们的心理拿捏得非常准确，对于新女性，则有点不甚了了。《消失》里的美佳有点新女性的影子，但她的新无非体现为不“惯”着男人，和水娟等人的自我中心并无质的区别。从这个意义上说，赵斐虹显然还没有用女性主义理论来武装自己，对女性命运的体恤和关注，更多出自个人体验，正如她在创作谈中非常诚实地谈到的那样。然而，正因为赵斐虹不是女性主义者，她笔下女性的苦难才更让人深思，它提醒着我们，中国女性的人格独立之路曲折漫长，尤其是在广大的农村甚至二线城市。
    赵斐虹现阶段的写作比较强调男性对女性的伤害，并多少有些不平之感，这表明在人性的厚重方面，她还有一段路要走。赵斐虹是一个有很强学习能力、成长迅速的作者，她已经意识到“或许决定如何表达的，其实不全是技巧和天分，还有理念和想法”，我们完全可以期待她在不久的将来，写出更有深度和力度的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