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观潮是民间高手，他的长篇历史小说《名将陶侃》，令我折服。徐观潮置身于文化积淀深厚的江西都昌，深润于鄱阳湖悠久醇厚的历史，《名将陶侃》即是这种文化历史的结晶。读完这部作品，会有掉进鄱阳湖“百慕大”的感觉。一开始，会以为是一个寻常之作，甚至会掉以轻心，读进去以后便明白，这完全是偏见。《名将陶侃》迥别于寻常，丰富、大气、富于挑战性。对我而言，真正理解和评价这部作品，可能还需要假以时日。
    小说采用了具有挑战性的综合写法。在模式之外，让人有陌生感。它是纪传体、编年体、笔记体、演义体以及现代主义小说等多种类型写作手法的结合。四不像的手法让人眼花缭乱。陶侃等历史人物，采用司马迁《史记》的写法，是为纪传体。当故事进展到某一个地方的时候，简略几句，就是某某年、某某地方发生了什么，某某地方乱了，某某人改任了，一句话带过，简洁地勾勒出故事发生的时空脉络。这是《资治通鉴》的编年体。第三个是笔记体。一些地方用很小的细节，信笔拈来，就像《世说新语》，像在说闲话，轻松自如。还有演义体，与《三国演义》的风格和笔法完全一样。
    这么多写法放在一起，综合运用，让人产生一个疑问：作品怎么能这样写呢？有些地方好像连材料都没有处理过。既然是写名将陶侃，怎么又写到司马炎，写到后宫，写到那么多关系疏远的人和事 ？如何来理解作品的这种蜘蛛网结构？说它像《三国演义》，很像，说它像当代的长篇小说，也很像，但又有所不同。比如韩玲儿和陶侃的爱情故事、韩玲儿和陶侃手下将军们之间的关系，写得非常细致，对话却又是现代的。因此，这种大综合的写法对批评也许是个挑战。
    为何这样的写法可以成立？原因在于感情上。小说有一个突出的个性，就是以古论今、以人论己，写别人就是写自己，写历史就是写自己。写陶侃、写司马炎、写王导、写石虎、石勒等等，实际上就是写当下人，这一点很奇妙，也很了得。江西都昌能出徐观潮这样的作家，就是源于一种家国情怀、天下担当。越往后读，越觉得这个小说很深，越觉得作者徐观潮是一个没有被发现的作家，腹有经国之才。能驾驭这么众多的历史人物，繁而不乱，不是普通的才华可以做到的。随便拿出小说中的一个人物，可能都比我们周围的人要丰富、复杂、尖锐。这样的人物，他竟然很轻松和谐地放在一起，而且和陶侃不同程度都有心灵的对话，不简单。用徐观潮自己的话说，他是用生活经验和想象无限接近一个时代的心灵痛苦，在人性的迷茫中寻求关怀，在故事的荒诞中寻求温暖。
    精神层面上，徐观潮是在写当下，写自己，以古论今，以人论己。站在这一角度上看，小说的怪异写法就有了相当的合理性。以陶侃一个人来俯瞰历史，编制历史，在心灵的意义上，好像每一个历史人物都有作者自己的影子。现在的许多小说不接地气，向壁虚构，为奖项、为稿费、为职称而写作。徐观潮这部作品一扫这种感觉，他是在为心灵而写作，探求人的心灵，非常执著。
    小说有许多心灵方面的精彩呈现。关于脸红的议论：“陶侃臊得不敢抬头，自顾收拾行装。人不是天生就泰山崩于前而不变色，不变色是从脸红开始的，脸红的次数多了脸便老练了，想不变色就不变色。”把脸红心理写透了。关于委屈的议论：“这回王濬听进去了，从此不说自己委屈，也不再守俭素，该吃的吃，该喝的喝，活到八十岁寿终。”这是通透的人生体验，过来方知。关于升迁的议论：“简单说起来就一句话，但是复杂起来，千言万语都是废话。”关于流泪：“陶侃没想到自己也会流眼泪。五年来，一人两袖清风换得众人满面春风。临别，以泪相送。陶侃想通了一件事，女人流泪是为了让男人感动，男人流泪是为了让自己感动！自己感动了，心里就能装得下苍穹。” 关于君子之交：“君子之交用君子之礼自然没有问题，问题出在‘官’字上。‘官’字下面两张嘴，两张嘴都要说话，都要吃饭。吃饱了喝足了说好话，没吃好没喝足就说坏话。单是两张嘴也没什么，问题还出在连起两张嘴的手上。长了手就不光是吃，还要拿或者玩。能吃的东西有限，能拿或者能玩的东西就多了。拿了，玩了，才觉得吃不值一提。从事吃了山珍海味，也觉得不值一提，还想拿黄金屋，玩颜如玉。从事也不是不懂得君子之礼。” 关于事，说事不复杂，是人心复杂。此外还有许多论述都兼及古今。关于时事的论述。人老和心老的关系，心境的问题，缘分的问题，关于舌头，关于积阴德，关于失望，关于躺的感觉……以上种种，作者都是既写陶侃，也写自己，既写历史，也写当代。这些人生体验，都是带有普遍性的、从恢弘的大历史中精挑细选出来的精细心理，具有相当的经典性。
    （《名将陶侃》，徐观潮著，中国文史出版社2017年2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