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响》是作家东西的第四部长篇小说，与之前广受关注的《耳光响亮》《后悔录》《篡改的命》等作品一样，以跌宕起伏的情节和人物复杂的内心世界引起了读者对于现代都市人精神困境的关注。作为中国当代文坛备受瞩目的作家之一，东西以《回响》这部作品再次书写了极具深度的爱恨苦痛。《人民文学》在刊发《回响》的卷首语中称其是“一部可以无限延展的长篇小说”，这也正是评论界迅速从其伦理主题、叙事结构、审美意蕴等多角度进行深入探讨的根本原因。作品中人物的生命光影以隐喻的方式映射进精神空间，以具象的人物命运探寻深邃的心理世界，从而形成双域“回响”，实现了作家东西至明至暗的书写目标。这种跨域映射的方式，也成就了《回响》这部作品宽广深厚的诗性表达。
乔治·莱考夫和马克·约翰逊在《我们赖以生存的隐喻》中指出：“人类思维的过程在很大程度上是隐喻性的”，而“隐喻的本质就是通过另一种事物来理解和体验当前的事物”。（1）这种通过隐喻认知世界的方式，除了可以用来分析人类的日常语言之外，还可以用来分析极具诗性的文学语言。日常语言中的隐喻性随着被广泛应用，已经逐步失去了新意，从而具有了常规性。虽然文学语言和日常语言并没有明确的界限，但是文学语言中的诗性隐喻较常规隐喻更具创造性。这些陌生化的表达是作者的诗性思辨，在小说中具有语篇性，在远大于词、句的范畴内，依靠读者的创造性阅读完成对诗性隐喻的动态识解。正如徐健所述，诗性隐喻“是智力维度、感觉维度、感情维度和想象维度的多角度投射，是文本与环境、语境、时代、读者的想象空间共同作用的结果，是动态的，是变化的”。（2）聚焦《回响》这部作品中的诗性隐喻，通过对其构建方式进行解析，我们可以发现《回响》中的诗性隐喻并不局限于诗性的文学语言中，即在基础隐喻上延展出来的新奇隐喻之外，还表现在语篇范围内的叙事结构、人物形象构建和主题构建等范畴内的诗性隐喻上。这些具有篇章性特征的诗性隐喻构建实现了对阈限的突破和义域的跨越。
一、语言诗性隐喻的新奇性构建
文学语言是非常规的原型语言表述，用极具创造性的想象空间来观照日常之“可见”。因此，小说中的文学语言是典型的诗性语言，其话语的表达力通常会超过一般的语言学意义。在这种美学语境中，诗性隐喻也成为作者和读者之间沟通的媒介。读者可以通过发现、理解和阐释小说中的诗性隐喻来品读作者在作品中表达的思想和情感。小说语言中的诗性隐喻，是作者运用独特的创造力，通过语言展开的新奇性表达，以小说语篇为基础，构建心理空间，整合概念映射。
《回响》这部作品题目本身就是对隐喻的实体化再现。它原意是指声音的回旋激荡，从一方发出，经过传播，又折回的现象，其实质意在“反响”，即真实地再现了从源域到目标域的跨域进程。“回响”在《回响》中直接表现为主人公“（冉）咚咚”名字中叠字的使用上。如此直接的再现是作者给出的最清晰的指引，提示读者对《回响》中多层次的双域跨越映射予以关注，有意识地开启对小说主题的追寻。
作为《回响》中案件的受害人，夏冰清是被徐山川包养的情妇。她隐瞒父母，称自己在北京工作，实则在出租屋里偷生。她对自己身份的认知，是颇具深意的新奇性隐喻表达。夏冰清对吴文超说，“她就是一只鼹鼠，又名‘见光死’”。（3）她觉得徐山川有时是“她的魔鬼”，有时是“她的上帝”，“面对他一个人，他是她的敌人，但面对全世界他们又是伴侣。她进不能进，退不能退，像一只掉进坑里再也爬不出来的小动物，却每时每刻都在爬”。（4）夏冰清对自己“第三者”身份和徐山川的“金主”身份的隐喻是耐人寻味的。她的自我认知是蜷缩在坑穴里的小动物，每时每刻都在为了生存而挣扎，但一旦走出藏身之所，必然要面对被猎杀的风险。正是因为她挣扎着想正大光明地和徐山川步入婚姻，才致使自己成为案件的被害人。她以鼹鼠的宿命映射了自己无力逃脱的第三者的阴暗处境和悲惨结局。她对徐山川的身份认知也是极具诗性的矛盾体——魔鬼和上帝、敌人和伴侣。这两对相互对立的形象，充分揭示了徐山川在夏冰清生活中是极具矛盾的存在，他们似乎是天平的两端，恰好使夏冰清所处的位置得到了暂时的平衡。但正是这种平衡也制约了夏冰清身份的转变，使她陷入了无法逃脱的僵局。一旦她想打破这种平衡，带给她的也只有死路一条。因此，夏冰清早已借助身份的诗性隐喻为案件揭示了现实真相。
《回响》中最具语篇性的诗性隐喻则是关于“坑”的系列映射。这部作品的开篇以“大坑”作为第一章的标题。表面上看，大坑指的是“西江大坑段”——浮尸的地点。随即刑警冉咚咚将该案命名为“大坑案”，也很符合办案警员命名的习惯。一般情况下，大坑具有“太大会填不平”，“巨大的坑口，深不见底”（5）的特征。顾名思义，大坑意味着困境，也意味着深渊。根据东西对大坑的界定，读者不难发现，在小说语篇内，有一系列以大坑为源域的诗性隐喻。首先，案件是“大坑”。案件以残尸的浮现为开端，侦破案件的过程冗长而繁杂，只有步步深入，不断发掘案情中千丝万缕的联系，才能将深藏的真相揭开。但无论办案民警怎么努力，即使侦破了案件，还是无法还原客观真实。因此，对客观真实的追寻就成为人们无法逃脱的深渊。其次，生活是“大坑”。冉咚咚在办案过程中发现了她的丈夫慕达夫在酒店的开房记录，便陷入了对丈夫是否出轨的真相探寻中。两人的生活貌似幸福平静，其实早已危机四伏。她对丈夫、对婚姻忠诚度的怀疑使她陷入了猜测的深渊。慕达夫无法解释他为什么开房，也无力证明他是否曾出轨于作家贝贞。冉咚咚抓住丈夫的过错不肯原谅的原因，是为了掩盖她自己对同事精神出轨的秘密，为离婚找到正当的理由。生活中众多的意难平汇聚成坑，而沉重的真相似乎也深不见底。再次，人性是“大坑”。由于冉咚咚办案过程中发现了丈夫的开房记录，使所有人都变成了案件的关联人员。从受害者夏冰清到加害她的徐山川、徐海涛、吴文超、沈小迎、刘青、易春阳，从案件负责人冉咚咚到她的关联人慕达夫、洪安格、贝贞，似乎所有人都表现出了心口不一的特征。他们因为无法正视自己人性中的“丑”，而刻意对丑陋的现实真相进行隐藏。他们对于物质或者精神的所有诉求都是人所无法克制的本能欲望。这些非理性的欲望成为人无法逃脱的困境，而真实的人性却被陷在坑底，深不可见。最后，创伤是“大坑”。《回响》中的人物，内心世界都与他们所表现出来的形象有很大的差距。几乎每个人的创伤经历都使他们有意识地隐藏真实的内心世界。多数人的创伤一直蛰伏于记忆的深处，一旦外在环境刺激到创伤，则会对创伤主体形成远超过刺激本身的冲击力。这些创伤造成人物的心理扭曲和精神困局，使他们深陷其中，无法逃脱。可见，东西将“大坑”作为源域，以前景化的方式置于小说开篇，又在整个小说的语篇范围内，以新奇的诗性语言，将隐含在情节和主题层面的目标域进行动态对位，在感觉维度和感情维度的深层结构内，构建了具有系统性的“坑”隐喻，叠合映射，使作品的主题得以展现。
二、双线结构的对位投射
Turner认为隐喻是人类的一种思维方式。在文学中，这种方式不但可以体现在文学语言上，而且还可以体现在两个故事之间的投射上。因此，他认为“寓言是人类的一种基本认知能力”，（6）即一个作品可以映射到另一个作品上。隐喻也从具体的语言层面扩展到了文学的语篇层面。Turner的这一诗性隐喻的整体性观点，可以用来观照东西的《回响》。
《回响》是一部形似侦探小说的现实主义小说。从表象上看，侦探小说都是解析错综复杂的案情，以犀利冷静的理性逻辑推理，发现和案件相关的蛛丝马迹，找出案件的关联人，直至追踪到罪犯，还原案件的始末，破解遮人耳目的假象，使真相大白于天下。说《回响》形似侦探小说，是因为作品以残缺的女尸开篇，刑警冉咚咚一直在尽职地调查案件的真相，步步紧追案件的利害关系人。她对案件的调查并非一帆风顺，而是一波三折，真正的杀人犯易春阳也因为患有精神疾病而有了脱罪的可能。但是冉咚咚始终锲而不舍，最终突破了沈小迎，才使案件的始作俑者徐山川的罪行被揭穿出来。被害人、办案人、人物关系链、冲突的利益关系等因素都是侦探小说必不可少的素材。但尽管《回响》具备了这些特征，却仍然无法归入侦探小说或者推理小说的范畴，其原因主要在于这些推理叙事只占了不足作品二分之一的篇幅，而另一半的叙事，则是关注了与冉咚咚这个关键人物相关的家庭生活。作为刑警的冉咚咚，虽然工作敬业，但在作品中她并没有始终以作为刑警的形象出现。她同时还是因为酒店的开房记录而怀疑丈夫出轨的妻子，她偏执狂般地对丈夫进行追查，只是为了给她的精神出轨找到一个合理借口。作品中这一半的叙事是对日常生活故事的完整再现。它从一对普通夫妻的婚姻视角，洞察了现实生活中婚姻关系的时代特征。两个故事的叙事并无实质性的关联，案件的侦破也没有加进办案民警所受到的威胁或诱惑，冉咚咚的家人也和案件没有任何关联。因此，两部分的叙事看似是独立的。在作品中作为东西代言人的冉咚咚使这两个故事建立起映照关系的原因，是她对人的内心世界的关注，无论案件或是生活，人内心世界中的爱与恨、困境和解脱才是她探寻的真相。她在生活中的创伤经验为她对案件关联人的推测提供了依据，同时，案件关联人的心理困境也为她对婚姻关系的探寻提供了可能的思路。可见，人物的心理创伤和对精神世界的追寻成为东西利用案件揭示社会生活的利器，也成就了两个故事语篇之间的隐喻映射。案件和生活的双向映射，也在作品的结构上实现了源域和目标域相互转换的完美动态结构。《回响》中双线并进的叙事进程，尽显语篇结构的隐喻特征，是东西对现实生活进行深度哲思的诗性表征。
此外，案件和生活的结构对位在章节上表现为奇数章写案件，偶数章写现实生活。案件的叙事重逻辑，推理、预测等方式使案件一直置于理性的控制之下。虽然冉咚咚作为案件负责人，承担了警局给予的破案压力，但她表现出的偏执并没有使案件走入误区。其原因除了案件本身并不悬疑复杂之外，还因为她对于关联人内心世界的关注是她在感性中能够保持理性的显现。夏冰清、吴文超，甚至冉咚咚本人，与各自父母的关系是他们成长中的创伤，成为他们在情感上的共通点。即使冉咚咚的最终目的在于侦破案件，梳理出案件的线性发展过程，给有罪的人定罪，可是她对案件关联人精神世界的探索拓宽了人的心灵空间。《回响》中对于现实生活的叙事，也并没有如典型的现实主义小说般写尽现实生活的全貌，没有社会历史的冲突，没有人物关系的复杂矛盾，也没有立体地展现社会生活，而是平面化地展示出人物的犹豫、压抑、怀疑、逃避等多种情绪的交叉与纠结。所有人的冷漠、不安、脆弱交融在一起，相互成为镜像，映出现代社会中人普遍存在的病态心理。奇数章的案件刻画了生命的脆弱，揭示了对人性的批判。偶数章刻画了心灵的阴暗，深化了对伦理的反思。两条叙事线索貌似各自为政，却又相互交映，正是因为两者实现了在内心世界中的艰巨统一，即在内心情感的空间范围内，使案件和生活这两个拥有相同元素的框架结构形成镜像，完成了诗性隐喻的构建。正如东西自己所评价的那样：“奇数章专写案件，偶数章专写感情，最后一章两线合并，一条线的情节跌宕起伏，另一条线的情节近乎静止，但两条线上的人物都内心翻滚，相互缠绕形成‘回响’。”（7）这种一一对应的叙事结构以单一叙事无法企及的高度实现了新形式的诗性隐喻。
三、人物具象与心理和情感的映射
隐喻中源域和目标域的跨域映射，可以把无形的抽象之物用与其有相似性的已知存在进行描摹或是表述。文学语篇中的诗性隐喻和日常语言中的常规隐喻最大的区别，就在于诗性隐喻的表述力常常会超出常规隐喻的语言学意义，以更具象的方式给读者展现抽象的情感或是思想境界。
东西在《后记》中说：“奇事于我已无太多吸引力，而对心灵的探寻却依然让我着迷。”（8）《回响》中东西对人物内心维度的关注远多于他对现实社会的描写。案件的发生并非离奇事件，甚至人物身份关系也极为世俗化。如此单向度的设置很难构建出立体化的人物形象。尤其当东西的眼光又要聚焦于更为抽象化的心灵和情感时，就应有更为具象的描摹才能实现人物塑造的目标。但东西却没有加重对人物描写的笔墨，相反，他却以文学世界中较为知名的人物具象作为映射手段，构建的诗性隐喻实现了人物间的情感映射与交互。正如东西自述在写作过程中重读了四大名著，是将这些作品的精神内核对《回响》的内在理念做了标注，并用最后一章的名字“疚爱”来阐释作品的基本主题，构建四大名著和《回响》在思想内核上的诗性隐喻一样，东西用诸多名著名篇中具有确定形象的人物对《回响》中的人物心理进行了独特的隐喻映射。
东西认为：“研究文学作品即研究人性。”（9）当冉咚咚在案件的侦破旋涡中挣扎的时候，她三次阅读杜鲁门·卡波特的非虚构小说《冷血》。东西以克拉特一家的被害对案件进行隐喻，引导她“对凶手因四十多美元而大开杀戒产生联想”。（10）通过已有的案件描写和分析，使她对卜之兰买房的一万元和刘青从吴文超手中拿到的钱中去向不明的一万元建立起联系。在案件陷入僵局的时候，她的思绪也无法平息，“表面波澜不惊，但有一股力量还在不停地拍打着脑壁，仿佛随时会掀起巨浪”。（11）她期待思绪放空的状态，就闪现出《阿甘正传》中不断飘荡的羽毛，而这根看似宁静的羽毛，却每次都在阿甘的喋喋不休中出现。因此，这根飘荡中的羽毛就是她混乱思绪的诗性隐喻。吴文超和夏冰清做关于爱情的讨论，但他这个没谈过恋爱的外行根本不懂爱情，所以他对夏冰清的感情只能用文学作品进行映射性标注，如《安娜·卡列尼娜》《红与黑》《包法利夫人》。而夏冰清的情感世界也被她自己映射成“德·雷纳尔夫人、安娜·卡列尼娜、爱玛·卢欧”。（12）冉咚咚的丈夫慕达夫，“在博士圈以狂出名”，因为他敢“用鲁迅小说的思想来批评沈从文小说的不足”。（13）他非常佩服的人是郁达夫，甚至实质上用郁达夫来隐喻他自己的品格：“身上有一种惊人的坦诚”。（14）正是依托这种文人的隐喻，使得慕达夫的心灵世界具有了空间感。慕达夫谈论他对冉咚咚的爱时，极力地想“找一部夫妻爱到白发苍苍的小说来举例”，（15）他尝试着用《红楼梦》中的宝黛、卡夫卡小说《判决》里的格奥尔格、《霍乱时期的爱情》里的弗洛伦蒂和爱费尔米娜、《泰坦尼克号》里的杰克和露丝的爱情进行隐喻。而他和冉咚咚结婚的真正原因，却是像极了电影《楚门的世界》里的楚门，婚姻对他而言是在精神上逃离他的原始生活的一种方式，所以他“留长发，抽烟，喝酒，故意说脏话，偏要找女警察结婚”。（16）他以茨威格的《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来隐喻对他单相思的女硕士生，却以所谓的坦诚引起了女硕士更多的爱恋。冉咚咚以西班牙超现实主义画家萨尔瓦多·达利来隐喻吴文超的人性特质——“他喜欢做出格的事情，并狂热地渴望他做的事情能引起别人的注意”。（17）她还用达·芬奇的《圣母与圣婴》来隐喻吴文超和他母亲黄秋莹的关系。
由此可见，东西对《回响》中人物的内心世界或者情感关系的刻画，并没有从人物自身的行动出发，而几乎都是以文学世界中堪称典型的具象人物为本体进行的隐喻映射。以激活已知人物的形象为出发点的隐喻构建，强化了《回响》中人物形象的定位，使得读者通过发掘这些隐喻映射塑造的人物存在的意义空间，对人物的性格特质和情感张力进行深度阐释。
四、有限与无限的跨域统一
常规隐喻通常存在于词或句的层面里，通过对本体、方位、结构的识解完成认知。诗性隐喻是在日常隐喻的基础上形成的，因为“诗性思维使用了日常思维的机制，但对日常思维进行了延伸、展开和组合”。（18）因此，诗性隐喻在文学作品中更能在语篇范围内表达复杂概念或进行语篇意义的整体构建。《回响》的主题之一，是对人类精神世界的探寻这一文学的终极命题，东西通过一系列的诗性隐喻构建了有限向无限的映射。
首先，这一映射存在于审案和审己的诗性隐喻中。《回响》借助探案推理的外衣，对各个人物进行探心之实。随着环环相扣的案情逐步揭开，对人心由浅表入内里的剖析也层层递进。虽然以女性第三者作为被害人的案件在现实生活中并不罕见，但它仍然无法代表现实社会中的典型矛盾冲突。作为具有偶然性的个案，办案民警通过对“大坑案”的侦破也追踪到了社会各阶层的人物，比如：富商、个体业者、打工人、农民工、教师、作家等。他们虽非完整的社会众生相，但仍然起到了群像的作用。虽然案件的侦破小有曲折，但探案过程也并无离奇的情节出现，反倒是办案过程中对嫌疑人和关联人的心理探寻颇费周章。被害人夏冰清的父母对她的操控、吴文超的父母对他的厌弃、冉咚咚的父亲与邻居的暧昧关系，都是造成他们心灵创伤的根源所在。作品在对他们原生家庭和个人情感的叙述中，可以发现人们似乎无一例外地遭受过心理创伤。这种幼年或者童年时期的创伤经验对人的精神世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人总是会被这些创伤造成的潜在的无意识支配。这不仅是个体创伤在心理状态中的反应，也是创伤情结在人的精神世界中的回响。这就实现了由案件中的个体向关联人所代表的群像的隐喻映射。
其次，这一映射存在于法理向伦理的诗性隐喻中。对案件的侦破，其关键在于定罪。从推定有罪到证实犯罪，应该紧紧围绕嫌疑人的行动展开。在这一过程中，办案民警即使对嫌疑人的犯罪动机和犯罪心理有所关注，也是为定罪后的量刑而做出努力，对嫌疑人是否有罪并不产生影响。冉咚咚把案件的关联人、她和她自己的关联人都一并置于爱的圣坛上，接受灵魂的拷问。她对罪的探寻，没有停留在法理的层面上，她把讨论映射到了道德伦理这一更大的层面。违法的罪行几乎全部是反伦理的，但那些不违法却有违伦理的行为，如情爱、疚爱、疚恨……这些情感在罪的映射下进入读者的视野。东西正是用这种由罪到爱的隐喻映射构建，迫使在新方式下生活的人对因爱而连结的精神之罪进行重审。
再次，这一映射存在于自我向他者的诗性隐喻中。《回响》中的冉咚咚，是案件和情感两个故事的联结点。她对案件的锲而不舍，是她的工作职责；她对情感的探寻，是她的生活中心。案件中人物的情感和心理创伤是她最为关注的切入点，这种对内心和情感世界的审视实际上是她对自我探寻的方法。她想求证的是内心所遭受的压抑、创伤，甚至精神疾病是否为外部世界的非理性在人内心引起的回响。她对自我的关注也映射到她对存在于她的关系网中的他者身上。她由自我向他者的投射，是以理性的方式把自我的非理性对他者世界形成的影响的探寻。自我的非理性促发了自我困境，和他者的精神困境一起，共同构成了困扰公众的社会情感问题。这种由己及人的矛盾书写，是以诗性隐喻对人性进行的深沉凝视。
最后，这一映射存在于残缺向完整的诗性隐喻中。《回响》中的“大坑案”，就是以断臂的女尸浮现开始的。在案件的关联人逐渐明晰后，断臂的缘由也得以显现。这是残缺在作品中的表象。而人物因内心的创伤和矛盾所表现出来的偏执、多疑、负疚、猜忌、贪欲……则都是人非理性的失控表现，是精神世界残缺的表象。这些非理性完整地构建了现代社会中人的真实生存状态。几乎没有人能够经得起人性的拷问。以现实生活的困境对人性的残缺或是不完美进行映射，是极具诗性的生命隐喻。心理创伤和精神病象，都是具有普遍性的真实存在，看似荒诞，实为人性无法逃离的桎梏。
个案对社会现实的映射、法理对伦理的映射、自我向他者的映射，以及残缺向完整的映射都是由个体向普遍的隐喻映射，这种诗性构建在作品中实现了有限向无限的跨域统一。
结 语
东西在《回响》中用一种独特的写作路径，将形似侦探小说的故事作为具有“元故事”特征的叙事起点，以办案警员的现实生活故事作为映射，对所有关联人的内心世界进行深层次的探究。作品中的人物所体现出的精神内核，并非源于描写，而是以不同艺术形式中的人物具象经对位映射而体现出来的。同时，东西在《回响》中“找到了有意思的对应关系：现实与回声、案件与情感、行为与心灵、幻觉与真相、罪与罚、疚与爱等等”。（19）这些相互映射的因素是诗性思维下，现实在人的心灵内构筑的回声，是物质向精神、个体向普遍、有限向无限构建的隐喻映射。这些《回响》中的诗性隐喻突破了基础隐喻存在的词句范围，在整体语篇范畴内，将隐喻映射构筑在叙事结构、人物塑造、主题等层面，是一场新奇的表意实践。可以说，诗性隐喻在《回响》中诱发了读者对现实的探寻和对自我的反省，是一种生命的自觉。这些诗性隐喻使《回响》成为读者对情感和心灵世界进行深度探寻的狂欢之所。
注释：
（1）〔美〕乔治·莱考夫、马克·约翰逊：《我们赖以生存的隐喻》，第3页，何文忠译，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5。
（2）徐健：《诗性隐喻的认知视角解读》，《文艺评论》2014年第11期。
（3）（4）（5）（8）—（17）东西：《回响》，第73、73、2、348、112、298、283、75、45、45、113、181、72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21。
（6）Turner Mark，The Literary Mind，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6，p. 56.本文所引内容英译汉，如无特殊标注，皆为笔者译。
（7）（19）东西：《创作谈：现实与回声》，《小说选刊》2021 年第 4 期。
（18）Lakoff George & Turner Mark，More than Cool Reason：A Field Guide to Poetic Metaphor，Chicago：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89，p.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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