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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不同的场合，我总是听到人们说，小说家要与时代同频共振。对于生活中的作家个体来说，这个说法很有道理。其实，对于大多数作家来说，在日常生活中，你不让他同频共振，他也要力争同频共振。连沈从文这样的作家，在相当长的时间里都力争与时代同频共振呢，遑论他人?但是具体到小说创作本身，这个说法就值得推敲了。套用马克思的那个比喻就是：“上午打渔，下午狩猎，晚上批判资产阶级。”马克思的话是否可以理解为，白天“同频”，晚上不“共振”? 小说写的从来不是生活本身，更不是眼下的生活，而是虽然已经远去，却留在了脑子里的、对于经历过的生活的“活泼的印象”，也就是经验。“经验”的原始语义就是“经历”加“验证”。“验证”，就意味着你要不断回到过去，意味着对“故事”的重新发现以及重新想象。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人们从来不说“小说要讲新事”，而是说“小说要讲故事”。辛亥革命过去十年之后，鲁迅才写下他的《阿 Q 正传》，正是这个道理。 所有的小说家，只要他不是存心应景，他的写作都会与现实保持着某种紧张关系。阿甘本在谈到赫尔曼·麦尔维尔的小说《抄写员巴特比》时，特别提到了写作者使用的工具：墨汁。阿甘本说：“墨汁，这用来书写的黑暗的水滴，就是思想本身。”阿甘本其实是想说，小说的注意力通常会集中于负面经验。这当然也是常识。小说之所以与时代构成对话关系，或者说，小说之所以有存在的必要性，就是因为它与时代构成对话关系，就是因为在小说家眼里一切尚未被主题化。这种对话关系越是紧张，它与时代的关系就越是亲密。在小说写作的意义上，“紧张”才是“亲密”的同义词，所谓的“亲密无间”其实意味着疏离，甚至背叛。当然，这也是常识，是我们在日常生活中经常耳闻目睹的景象。 所以，如果要问我，在你眼里，小说写作在这个时代应该保持一种怎样的姿态，我会说，我倾向于认为，与时代保持紧张的对话关系几乎必须。这种对话关系，当然应该落实到不同的层面，它既是与现实的对话，也是与传统的对话，更是与未来的对话。套用马歇尔·麦克卢汉的说法即是：“我们透过后视镜看着现在，我们倒退着走进未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