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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继“恋爱”之后，“离婚”成为20年代报刊媒介聚焦的公共话题及新文学热衷表现的题材。“离婚自由”作为五四新道德的重要命题，是一个立足于个人主义而与儒家伦理严重对立的激进观念，但其产生与传播过程，却因借助了男女平等、民族国家等话语，而成为一种“政治正确”的民族主义表述，由此导致的“自由离婚”社会思潮，便超越了个人自由，成为具有感时忧国崇高与正义象征的实践行为。“离婚”理论的“正确”与实践中层出不穷的悖论，使这一情感与伦理的历史变得复杂，而文学对它的表现，远未充分。 基金项目：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11BZW123，中国人民大学研究品牌计划基础研究项目14XNI011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杨联芬，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 20年代初，“恋爱自由”论广泛传播，婚姻需以恋爱为前提的观念，逐渐成为新文化新道德的核心论述，传统家族制婚姻失去理论合法性。然而恋爱结婚，对于心向往之的五四青年而言，似乎都有些为时已晚。当时追求恋爱自由者，主要是受过或正在接受学校教育的年轻人群，自由离婚的拥趸，也便主要是这些外出求学或毕业就职的青年男子。由于民间盛行早婚，男女尚未成年便由家长做主订婚，年纪尚轻便完婚，“乳臭未干、雏发甫脱，居然授室宜家”的现象非常普遍①，故恋爱一旦发生，便往往面临原有婚姻的处置，离婚问题遂成焦点。因此“新道德对于两性关系的最大改革，就是自由离婚。若办不到自由离婚，则不幸的婚姻将继续其不幸，空谈人格的恋爱一点没有用处”②。离婚问题，作为新道德产生的社会问题，成为五四运动后报刊媒介热烈讨论的公共话题，不少报刊为此开辟离婚问题专栏或专号③，如何妥善解除旧式婚姻、兼顾个人自由和人道关怀，成为讨论中的焦点问题。至1930年，离婚率已大幅上升④，“解除婚约，别居，离婚，遗弃，或他种家庭解散的事情，已日多一日”，“社会上各界闻人之别居、离婚，乃至重婚者，时有所闻”⑤。1920-1940年代，除抗战几年，“离婚”一词一直是报刊媒介使用频率极高的词汇，而离婚声明，也成为报纸流行的一种新型广告，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离婚浪潮生成⑥。 “家里有人离婚，跟家里出个科学家一样现代化。”⑦这是张爱玲自传小说《小团圆》中9岁女童得知父母离婚后的兴奋反应。作者童年记忆中这个颇富反讽的细节，生动呈现了20年代末“自由离婚”思潮对中国社会的深刻影响。在新文化语境中，离婚问题是“老年思想与青年思想冲突的焦点”⑧，自由离婚是社会“进步”的象征；反对离婚，则多半与“旧道德”有关。传统家族制度与伦理，在遭遇不期而至的严重挑战后，以始料不及的速度崩溃。“离婚自由”这一源自个人主义的观念，如何能够迅速瓦解儒家伦理，颠覆传统家庭模式，是一个值得探究的问题。 一 “离婚”的现代性 与“恋爱”不同，“离婚”既非外来词，亦非新概念⑨，而是古已有之。但“离婚”与“自由”的组合，却来自西方现代思潮，是五四新文化所提倡的新道德的重要观念。这一观念导致的固有婚姻关系乃至家庭伦理的根本解体，使传统中国社会赖以稳固的基础被撼动。而“离婚”，则被新道德理论赋予了鲜明的现代性，成为新文化运动时期最牵动社会的广泛的社会现象。 “离婚”一词，据陈顾远考证，在《晋书》、《世说新语》等中就已出现，只是尚不属于法律用语，彼时法律称“离”，有“和离”、“两愿离”等不同形式⑩；明清律令称“离异”，清末宣统三年编制、民初沿用的《大清民律草案》，始用“离婚”(11)。传统中国，婚姻的意义既是上事宗庙、下继后嗣的家族大事(12)，又是社会礼义的基础(13)，故正统观念“以夫妇为人伦之始，联之以恩，合之以义，持之以礼。三者具备，然后无媿于正始之道”(14)。“古重礼教，礼以谨夫妇为始，故明夫妇之别，隆婚嫁之礼，轻离轻合者，礼所禁也。”(15)由此，离婚历来被视为家族惨事，非不得已，不愿为之，故“上流社会敢于离婚者极少”(16)，而在儒学发达的时代，尤其是宋代以后，更将离婚视为女子丑行和家族耻辱，社会习俗与礼法，对于离婚，往往限制极严。及至民国初年，《民法》亲属编对离婚条件的规定，总体倾向上仍以限制离婚为目的(17)。 传统中国的离婚制度，分为礼教和法律两部分，礼教上是“七出”，法律上是“义绝”(18)。“七出”也称“七去”，包括不顺父母、无子、淫佚、嫉妒、恶疾、多言、窃盗等七条，女子触犯任何一条，即可被夫家离弃(19)。“七出”体现的是男子单方面的权利，故离婚在民间也被称为“休妻”、“弃妻”等，以至晚清传教士翻译“离婚”时，最初用的也是这富于男权色彩的“休弃”一词(20)。如果说“七出”的离婚原因是女方的话，则“义绝”的离婚原因在男女双方。“义绝”最早见于唐律，包含夫妻之间、夫妻双方、夫妻亲属之间的殴、骂、杀、伤、奸等行为。“谓于夫妇之恩情礼仪，乖离违碍，其义已绝也。”(21)“七出”是夫对于妻的强制行为，“义绝”是官对于民的强制行为，不论双方愿意与否，均由官府审断强制执行。但在传统中国的实际生活中，法律往往只是“辅助教化不足之具，一以礼义为本”(22)，因此现实中发生的离婚案，最普遍的还是依据礼教在家族内部解决，男休弃女的“七出”，便是最普遍的离婚形式。五四新文化对于传统离婚制度的批判，也因此集中于单方面针对女性的“七出”，将它作为欺压女性的非人道德，而从理论和实践上给予彻底否定。 新文化将“七出”作为封建道德进行批判，原本不错。但从历史看，“七出”的制定，原意却是男权制度下对妇女基本生存权利的维护。正如陈顾远所指出的：“七出属于男方专权离婚之事，于现代诚极不合理由，然在往昔，则设此七种条件以限制其专权之行使……于社会未尝无相当之功效也。盖往昔男权高张，女子或以色衰而被弃，男子或以富贵而再娶，比比皆是。”(23)有了“七出”之条，则男子不能随心所欲遗弃妻子。此外，《礼记》对于离婚的规定，在“七出”之外，还有进一步保护妇女权益的“三不去”作为补充(24)。妻若未犯“七出”中任何一条或无“义绝”情况而出妻者，则法律会予以惩处(25)。可见“七出”及“三不去”，从理论上看原是男权社会限制男子权力、保护处于弱势地位的妇女的规定，体现了一种基本的人道。但由于其从属于家族制度，无损于男子的专权，这有限的人道，无法改变女子在婚姻中的屈从地位。因此，在男尊女卑条件下，即便离婚律令中包含了男女双方意愿的“和离”或“两愿离”(类似“协议离婚”)条款，“然在实际上，妻易为夫虐待，妻求去，夫往往不许；况以妻无去夫之理以制之，则和离之规定实一具文也”(26)。民国以后，报纸时有女子起诉离婚的新闻，原因几乎全是受丈夫虐待。新文化人对传统离婚制度的指摘——“中国一向虽有离婚，却是只许男子对女子提出离婚，而不许女子对男子提出离婚，女子完全是被动的，没有自由意志的”(27)——虽未顾及因果，但站在现代伦理立场看，却无可厚非。 民初婚姻法，沿用清末修订的民律草案(28)，在离婚条款上，较以往的“七出”，已有很大进步，“居然也有几条妇人也可以向夫提出离婚的条件”(29)，但总体上，由于两性主从关系未变，故仍是男宽女严。譬如“重婚”一项，由于纳妾制度存在，男子实质上可以重婚而并无罪过，则重婚罪的对象，便只针对女子了。又如“通奸”一项，女子与人通奸，即可被离婚；而男子与人通奸，只有同时构成“奸非罪”，即被通奸方丈夫起诉或被诉强奸并获罪，其妻才有权提出离婚(30)。其他条款，如“重大侮辱”，对男子而言，逼妻卖淫之类算重大侮辱，但女子在别人面前播扬丈夫罪恶，就算重大侮辱，即可被离婚(31)。可见传统离婚制度上男女不平等的根源，乃是男权家族制度。 新文化的“离婚自由”观念，针对这个不公，追求男女离婚权利的平等。正如时人所论：“古代的离婚，只有男子可以出妻，只有家族可以出媳妇，女子却不便自绝于夫，不便向家族，自行求去；只有法律上认为义绝的须强制离婚；只有两愿离异之后，男子可以再娶，女子只能归宗守节，不能再嫁！现在的离婚观念是说不但男子可以提出离婚，女子也一样可以提出离婚；男子离婚之后可以再娶，女子离婚之后也一样可以再嫁；只要两造没有恋爱，或恋爱失亡，也可以离婚，更何必待谋害、通奸等事实之后，始成为离婚的理由呢？这就是古今离婚不同的地方，然这一个不同点却非同小可；这实是由家族主义而转为个人主义的一个大运动。”(32)因此，“自由离婚”这一新道德命题，体现了平等与公正的人类理想，即恩格斯所说，“恋爱婚姻被宣布为人权，并且不仅是droit de I'homme(男子的权利)”，而且“也是妇女的权利”(33)。 1918年《新青年》刊载易卜生《娜拉》，被新文学家称为中国“离婚问题的第一声”(34)。1922年欧阳予倩创作独幕剧《泼妇》，模仿《娜拉》，演绎了“自由离婚”的现代性，主动提出离婚的是女主人公于素心。于素心与丈夫陈慎之，系自由恋爱而结婚。陈大学毕业后在银行供职，于素心作为一个新女性，却能够恪尽家庭责任，体恤丈夫、孝敬公婆，实乃一位新旧美德兼有的儿媳妇，并生有一子，算得家庭和谐。然而不到两年，丈夫升职为副经理，人生得意之后，陈腐心思露头，以为该讨一名姨太太，方与其身份地位相匹配。在其守旧父母的支持和庇护下，陈慎之花钱买回一位年轻姑娘做妾，于素心获知，毅然提出离婚，并要带走儿子，陈家不允，被于素心义正词严驳得哑口无言：“他(儿子)不是你们私有的，他是国家、世界公有的，我决不忍拿将来有用的国民，放在这种家庭里，在这种欺骗的父权之下，受那种欺骗的教育，使他被养成一个罪恶的青年！”最终，她不但带走了儿子，还带走了陈慎之买来做妾的姑娘，决心帮助她上学、自立。于素心以离婚维护了自己的尊严，还解救了被买卖的贫苦姐妹。这个形象，比娜拉气魄更大，也更理想化。 潘汉年的短篇小说《离婚》(1928)，将女性作为离婚主导者进行的刻画，更加夸张：法庭上，她向法官陈述的离婚理由是“没有爱情，无法继续同居”，结果，法官不顾那位委曲求全丈夫的恳求，居然“依照新道德”，判处二人离婚，并由女方对男子进行经济赔偿。这样的颠覆，直观呈现了新文化“恋爱至上”和“离婚自由”观念，只是，文学偏重理想，现实的情形则多半相反，“(离婚)固然有由女子方面提出或女子方面甘心同意的，但最大的多数都是男子主动的。甚至被离的女子，始终不知道(明白)这回事，最后只迫不得已的带着两泓清泪俯首应允了”(35)。欧阳予倩和潘汉年这两部作品，均通过塑造现实中几乎不存在的理想新女性形象，以凸现“自由离婚”的现代含义。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