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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自由离婚”与民族主义 “自由离婚”观念能够在五四时期迅速占据道德高点，并深刻撼动传统伦理根基，与其传播过程中被赋予的国家/民族主义意涵有关。这个微妙契机的产生，在爱伦凯理论的翻译中，可以找到一些缘由。 五四时期的恋爱与婚姻自由思潮，其所关涉，看似仅为日常层面的个人生活之幸福与否，实则文明层面的国家和民族之“进步”与“现代”与否。这是20世纪前半期中国启蒙运动的特征所致——晚清以来以“救亡”为主要诉求的民族主义，一直是启蒙的主要与潜在目的。因而五四时期青年人的恋爱与婚姻问题，从一开始，就被作为“新旧”文化交锋的前沿问题对待。在新文化所借用的西方性别理论中，爱伦凯的理论影响最大。她对于恋爱的著名论断，“不论如何的结婚，一定要有恋爱才算得道德。如果没有恋爱，纵使经过法律上底手续，这结婚仍是不道德的”(60)，被五四新文化“公认为结婚的唯一原则”(61)，成为那个时期流传最广的格言。爱伦凯的恋爱自由，派生了另一个相关命题“自由离婚”：“恋爱既为结婚道德上的根据，那么当他失掉了恋爱的时候，就道德和法律而论，有准他离婚权利之必要。”(62)这两个命题，对于正以“个人主义”为突破口颠覆传统的五四新文化而言，正中鹄的。吊诡的是，个人主义的理论，须借助民族主义话语，方能获得合法性。这个现象，近年学术研究已多有关注。 爱伦凯对于离婚的主张，建立在两个理论观点基础上：一是爱情至上，二是种族进化。她指出，恋爱的幸福，能促进人的生命进化，有利于人类种族的繁衍和人类道德的提升；反之亦然(63)。她说：“人类未发现保存种族的某种(特)别的方法以前，两性关系，是地(球)上的人生的起源，已无疑义。所以由进化论的见解说，两性关系，不得不为人生一切向上的出发点。”(64)“她相信恋爱结合生出来的儿童，比较不是由恋爱生出来的儿童，他的资质一定优秀”(65)。“生于夫妇恋爱中的子女，其生机活力日益增强”；相反，“生在夫妇不甘愿之下的子女，其生机活力愈趋愈下”(66)。“凡对于个人最纯正而经久的幸福，也能够使民族的道德向上”(67)。爱伦凯《恋爱与结婚》原著的英文译本中，race使用较多，但从文本看，其意义大致有两种：一是着眼于社会环境而言的“种族”，大抵是社会学意义而非人类学或民族学意义上的使用，因而不含有人类文化和种族之间比较并强调差异的“人种”(ethnic)之义；二是在具体上下文中，race有时是广义“人类”族群the human race的简化，与物质存在相对应，或者与人之“个体”(individual)相对应。而中文翻译为“民族”，则译本中的“民族”一词，主要指向了晚清以来该词在中文语境所形成的国家/民族主义内涵。 “民族”一词，尽管近年来有研究者不断从古代中文典籍中寻找它的起源，但在现代意义，即“民族主义”的范畴上使用“民族”或“种族”，出现在清末启蒙运动中，这大致已成共识(68)。爱伦凯原著英译本中频繁使用race，因其论述中鲜明的进化论逻辑，以及对恋爱结婚与种族关系的强调，经过中文以“民族”翻译之后，便与晚清以来的民族主义话语实现了“无缝焊接”。自严复《天演论》出版以来，进化论便成为“唤醒中国”的一剂猛药。进化论不仅成为20世纪中国民族主义发生的理论动力，而且也几乎成为晚清以降中国知识分子共同的知识信仰与思想方法。因此，爱伦凯主要从优生学角度对恋爱与人类进化、种族素质的强调，便直接关系到民族主义的议题，不但深得新文化人的认同，也使一切具有爱国心的传统士人不得不接受——这便是五四时期当自由离婚将传统中国家庭闹得鸡犬不宁时，那些居于家长地位的传统父亲们，无奈接受的深层根源。进化论思维下的民族与国家理论，既是晚清至五四启蒙思潮的关键理论，而民族、国家的概念与维度，比起单纯的个人主义，更接近儒家固有的“兼济”观念，因此也就愈易被社会中包括“老年”在内的各“保守”阶层所接受。爱伦凯有关恋爱与婚姻的理论，正是在“民族主义”的翻译中，使个人自由与国家、民族的前途紧密结合起来，使原本违逆中国传统伦理的自由离婚理论，有了理直气壮的根据。爱伦凯《恋爱与结婚》一书的译者，正是这样来发挥爱伦凯理论的—— (子女)若由(父母)威迫勉强结合，子女之人格，大受断损，选择之自由，剥夺殆尽……终生烦扰不安，因之发生外遇或纳妾，原本的乐园家庭，变而为受苦地狱！ 儿女的家庭既然充满了愁苦不幸，做父母的还有安慰逸乐可言么？ 再就后代方面说，他们也同样的不利。父母不由恋爱，乃由压迫结合而生的子女，在心身[身心]上，生来的情状，已不良好；生后又处于空虚恶劣的家庭中，父母倾轧不和，享不着适宜的教养，故身心不能有充分的发展。社会、国家、民族，莫不因之受重大的损失…… 有些青年洞悉恋爱与结婚的关系，反对父母的压迫婚制，保守者就把“不孝顺”的大罪名加诸他们。其实他们正是孝顺。何以呢？父母欲他们结婚，岂不是要得幸福安乐，产生能儿荣耀门庭祖国么？……他们不要亏损自己的人格和选择之自由；他们了解人无权利产生不适宜无效能的儿童来妨碍社会的进步、国家的兴盛和民族的发展。(69) 这个论述，既符合儒家修身齐家、兼善天下的传统，又切中晚清以来强国保种民族焦虑之肯綮，恋爱与婚姻问题，遂超越个体，也超越家族，成为关涉民族国家兴衰命运的大事。因此，“离婚问题不是少数新青年的问题，是全社会的问题”(70)，任何对于离婚的阻挠，都是有碍于民族和国家现代化的。由此，“旧”伦理完全失去与“新”道德对话的资本。 新文学阵营最早闹离婚的徐志摩，就是以其理想主义的“大道理”，使其双亲和妻子，面对他寡情疯狂的“负心”行为，悲愤忧伤却束手无策。1922年3月，徐志摩向张幼仪正式提出离婚时，在给张的信中这样说： 真生命必自奋斗自求得来，真幸福亦必自奋斗自求得来，真恋爱亦必自奋斗自求得来！……彼此前途无限，彼此有改良社会之心，彼此有造福人类之心，其先自作榜样，勇决自断，彼此尊重人格，自由离婚，止绝苦痛，始兆幸福，皆在此也。(71) 这是一段典型的为“主义”而离婚的表白，也是很“五四”的一段表白，个人自由与社会改造、人类理想紧密联系起来。无论多么保守的人，大概都不愿对号入座于阻碍人类与社会进步的位置。徐志摩飞机失事后，胡适将这封信公之于众，旨在揭示徐志摩“风流”表象下的“庄严”与“崇高”，为其饱受非议的离婚和恋爱作辩护。 新文化30年间“自由离婚”的历史，从细节看，离婚并不都那么崇高，结果也未必理想，离而结、结而散的行为，层出不穷，备受诟病。然而，由于“离婚自由”命题将个人之“私”与民族主义之“公”缝合一体，“离婚”的意义，因此超越个人际遇而关乎国运。于是出现了这样的“盛况”：五四以后中国城乡但凡有子外出读书的人家，常常一夜之间陷入离婚困境；而面对道义的困窘和生活的灾难，传统家庭中的父母及其儿媳，往往默默承受“理亏”的哀伤。这段波及千家万户、影响无数人命运的社会震荡，在报刊媒介尘封了大量新闻、传记和广告，新文学创作中，却并未留下足与这段历史匹配的宏富作品。两位新文学大师，鲁迅和老舍，都曾写下《离婚》同名小说。有趣的是，鲁迅写于自由离婚舆论蜂起的1925年的《离婚》，成了他小说中“最难解”的一篇，作品文本所呈现的阐释空间，使文本细读的结论至今莫衷一是。老舍出版于离婚趋于高潮的1933年的长篇，在喜剧的喧闹中，叙述呈现出其小说罕见的复调，叙述者对新旧文化冲突的犹疑和暧昧，不但存在于小说关于“离婚”的细节描写里，也蕴含在小说思考人生意义时难以厘清的价值判断中。这两篇杰作在审美阐释上的多义性，呈现了自由离婚思潮本身在价值论上的暧昧不明。而新文学创作至今对于这段戏剧性历史整体表现的不足，也许暗示我们：只有超越新文学的视野，才能把握历史那充满悖论的丰富性。“自由离婚”思潮，显示了新文化在“新”与“旧”之间似游刃有余却充满两难的处境。新文化创造了观念的奇迹，也留下了现实和伦理的难题。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