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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离婚”意义的意识形态表述 “自由离婚”观念的广泛传播，主要不是靠小说，而是靠理论话语自身力量实现。新文化的理论话语，将离婚问题意识形态化：其一，自由离婚，是新道德对旧道德的战胜；其二，自由离婚，是妇女解放的一个标志。由此，离婚便不仅仅是家族和私人的事，而成为关乎妇女解放与国家民族文明进步之大事。 “离婚问题何以重要？一句话来回答，就是：因为这问题在现今已经成为老年思想与青年思想冲突的焦点。”(36)“自由离婚的是非，近来成了‘新道德’和‘旧道德’的争点。”(37)赞同离婚，属于“新”派，体现“进步”和“文明”；反对离婚，则等同家族主义，属“保守”和“封建”。因此，无论离婚当事人，还是与婚姻有直接关系的男女双方父母及家庭，如何对待离婚诉讼，都等于为自己的人格、声誉做选择。每一桩离婚事件，都可能被媒介公开讨论，成为超越私人领域的公共事件；新青年们自暴婚姻史，成为报刊媒介最吸引人的内容。1923年2月，《妇女杂志》9卷2号刊载东南大学教授郑振壎署名“旷夫”的长文《我自己的婚姻史》，详述婚姻历程及对旧式婚姻的不满，引起以《妇女杂志》为中心的报刊持续数月的大讨论，该事件所涉人物和故事，也成为当时一些文学作品的题材。同年4月，北京大学教授谭鸿熙与亡妻之妹陈淑君恋爱结婚一事，因被陈淑君前未婚夫在报纸公开谴责，张竞生作《爱情的定则与陈淑君女士事的研究》为谭陈辩护，从而引发《晨报副刊》持续两月有余的“爱情定则”大讨论。20年代初报刊大量有关恋爱与婚姻的自述、通信、新闻，以及相应的诗歌、小说和戏剧作品，在在显示：“离婚”的意义既是、却又超出了个人追求幸福的范围，它更是一种价值符号，标志着离婚者的“新”文化身份。 “自由离婚”所包含的男女平权，是新道德所追求的伦理正义。然而，“自由离婚”所赋予女性的离婚权利，当两性在教育、经济地位和生活方式仍有极大悬殊的现实条件下，常常失去其有效性。“因为我国女学之兴比男学晚，所以已读书的女子与未读书的女子，新式女子和旧式女子之比，和已读书的男子与未读书的男子，新式男子与旧式男子之比差得太远”(38)，现实中的离婚，“多半出于男子，而且多是对于旧式女子发生”(39)，这就造成离婚的“原告”，往往是社会中受教育程度最高、地位也较高的男性人群；离婚的“被告”，则是宗法制家庭中的儿媳妇。这些女性，无论受过教育与否，由于礼教和习俗，其生活方式都是传统的，因而人格类型与情感方式，也主要是服从和依赖的。对她们而言，离婚之“自由”，意味着随时可能“无名”被弃，这样的处境，甚至比“七出”更恐怖。20年代初的文学，一方面，表现洋学生遗弃结发之妻(包括已订婚的未婚妻)，成为不少作家热衷的题材，欧阳予倩《回家以后》，田汉《咖啡店之一夜》，顾一樵《张约翰》《孤鸿》等，都不约而同将焦点对准都市大学生或留洋归来的青年男子，对这些男学生停妻再娶或遗弃原配的行为，无不采取批判态度。另一方面，觉悟的丈夫与愚昧的妻子之间，如何就离婚达成谅解，对当时中国大多数家庭及夫妻而言，几乎是一道无解的难题。离婚的现代性，亦愈发显得扑朔迷离。在现代诸多以离婚为主题的小说中，鲁迅和老舍的同名小说《离婚》，则以审美的整体形式表现了“自由离婚”内在的悖论，那是理论所难于概括和解决的人生悖论；而张爱玲的《五四遗事》，则揭示了神圣理想与庸常现实之间，名不副实的荒谬与虚无。 在男权主义尚未从社会及家庭结构、文化习俗及个人心理上被放逐之前，恋爱自由和离婚自由的结果必定是，当“自由”需要献出牺牲，被出卖的，总是女性。离婚不仅是“旧道德”中旧式妻子的灭顶之灾，也是“新道德”中恋爱结婚新女性的致命打击。如果说，与旧式妻子的离婚在于缺乏爱情，则与恋爱结合的新女性离婚，多半出自男子的喜新厌旧。以写恋爱小说著称的女作家沉樱，其20年代的小说，最常见的情节，就是夫妻间因男子的不忠而导致的冷战。茅盾小说《追求》中有一个意味深长的细节：崇尚恋爱至上的王仲昭，正得意于自己人生两大理想(任报纸主笔、抱得美人归)逐步成为现实时，一封未婚妻“遇险伤颊”的电报，立即毁了他的人生美梦——女友容颜被毁，他的“爱情”也就消失了。与此相似，顾一樵剧本《孤鸿》的男主人公李明权，留学归来后发现未婚妻因病毁容，马上提出取消婚约。茅盾、顾一樵作品中这些虚荣轻薄的男子，推测起来，应该有生活原型和基础。1923年10月《妇女杂志》9卷10号一篇题为《恋爱结婚的失败》的文章，就披露了与李明权、王仲昭的故事几乎一模一样的事件。1922年4月，厦门大学学生成立了“婚姻改革同盟”，在其提出的反抗家族制“恶婚姻”的几点建议中，除了“未定婚约的绝不承认家庭代庖，绝对自由择配”外，对“已订婚约而未结婚的”的，则“不求妇人面貌如何，惟缠足者总须解放，未受教育者总须入学；否则，提出离婚……”(40)特意强调不以容貌为离婚理由，可视为一些理想主义青年对于现实中不良风气的自觉抵制。当然，理想宣言不能反映全部真实，揭露现实婚姻问题中男子的“劣迹”，一直是文学作品的常见题材，尤其在女作家的创作中。男子隐瞒已婚骗取女学生的恋爱，是五四时期自由恋爱中最常见的骗局，石评梅的初恋，庐隐小说《沦落》，都揭示了这种骗局，这也是当时一些女子抱独身主义或悲观厌世的原因之一(41)。鲁迅小说《伤逝》中子君的被弃，无疑是对醉心于恋爱的新女性们的当头棒喝：当男女在地位、处境与心理上都没有平等可言时，恋爱与离婚，对于男子而言，都可以出于同样的理由——“自由”。 尽管如此，“自由离婚”仍被“时代”选中。五四以后，一代代年轻女性为践行理想而恋爱，为追求自由而不惮离婚。思想对于人类行为的支配，即理论“话语”对人产生的魔力，常常不可思议。周建人指出，“离婚自由是妇女主义者一致的要求，因为他们看出在离婚法上，男女地位差得太远，女子提出离婚而要成立为理由很不容易；女子一经嫁人之后，一生便从此决定，无论其夫为暴汉，酒徒，或无赖，离婚很是困难，更不必说丑恶，无知或感情不和了。……所以妇女主义者为了谋妇女的地位增进，和得以避免这种苦痛起见，必须使女子得到离婚自由的权利。有了这个权利之后，他们方才能够脱离奴隶式的妻的地位，和遇到不良环境时，有改造自己的命运的权力。”(42)女性主义赋予“离婚自由”的平等价值，以其理论的“正确”，不断为自由离婚在现实实践中经常出现的“不正确”买单。 1922年10月21日，《晨报副刊》发表周作人的文章《宿娼之害》，其中有这样的论断： 传统的结婚即是长期卖淫，这句话即使有人盛气的反对，事实终是如此。(43) 周作人这段话，属于社会主义女性理论的经典论断，在二三十年代中国新文化论述中，非常流行，可见其影响深远—— 两性的结合，是应该有纯洁的恋爱；没有纯洁的恋爱，便是强奸式的结合。强奸式的结合，乃是人类最不道德的事情。(44) 女子嫁给一个男子，和妓女向游客卖淫一样，没有分别，不过结婚是正式的，长期的卖淫罢了。(45) 真正的自由，必须除去经济的束缚，否则，恋爱免不了带着铜臭，结婚直是一种长期卖淫的职业。(46) ……旧式婚姻中的女子，嫁人也等于卖淫，只不过是贱价而整个的……(47) 19世纪中期以来，从婚姻关系解析女性的屈从地位，一直是西方女权理论一种常见的论述方式。约翰·穆勒将传统婚姻称为人类社会现存的唯一合法的奴隶制，而女性便是这个制度下长期的、时时刻刻的奴隶(48)；卡尔·皮尔逊指出，现行制度下，“妇女是以结婚为职业的”(49)；爱伦凯将基督教制约下不能离婚的婚姻，斥为“最无耻的买卖性交”、“最可痛的心灵虐杀”(50)。不过，明确将传统婚姻的本质概括为女性的长期卖淫，是擅长从经济制度入手的社会主义理论。倍倍尔在《妇女与社会主义》中指出，“‘强使一个人去接受不喜欢的他人的爱抚，是最大的残虐！……’这是非常不错的话。这种婚姻，不是比卖淫更坏吗？卖淫在一定程度之下，还有跳出火坑的自由，只要她不住在娼寮，她有权利去拒绝她所厌恶的男子的拥抱；但是，被买了的妻子，即使有无数厌恶和轻蔑的理由，她也不能不任他摆布”(51)。与倍倍尔论述几乎完全一致的，是恩格斯。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说：“这种权衡利害的婚姻，在两种场合都往往变为最粗鄙的卖淫——有时是双方的，而以妻子为最通常。妻子和普通的娼妓不同之处，只在于她不是像雇佣女工做计件工作那样出租自己的身体，而是把身体一次永远出卖为奴隶。”(52)恩格斯与倍倍尔，都吸取了约翰·穆勒的观点(53)，而比穆勒更加激进。社会主义理论以其经济观察视角，对女性屈从地位的社会主要原因有深刻的见解，因而对19世纪后期至20世纪初期女性主义话语影响甚大。易卜生戏剧《海上夫人》，就通过人物对白，表达过女性之于婚姻等于长期卖淫的观点(54)。罗素也说，“在现今的社会，女子的卖淫于许多男子的，人们就说她为娼妓；反之，不论她有无爱情与否，终身售卖给一富有的男子的，却立刻可以为社会的领袖人物”(55)。罗素情人勃拉克女士观点与之相似：“我以为，一个女人依法律结婚，过忘情的生活，实在和依卖淫为生活的妇女，没有什么区别。”(56)厨川白村称没有恋爱的婚姻为“强奸生活和卖淫生活”，他说：“世上有什么卖淫关系的银婚式，强奸生活的金婚式，我们挥泪吊唁都来不及，那里还有什么祝贺的价值呢？”(57)这些同源的理论话语，因对五四新文化产生至关重要的影响，而成为二三十年代中国女性主义论述中最常见的观点。这个理论对五四以后中国女性实际的影响，尽管无法量化统计，却可在一些女作家的作品中，窥见一斑。白薇自传性小说《炸弹与征鸟》的女主人公，不堪忍受包办婚姻，最终从婆家逃离。小说描写她在新婚之夜的屈辱感受，暗示了其心灵启蒙的理论来源： “我不外是一个娼家！” “比娼还不如的贱娼！” “上等的妓女接客，还有听自己选择的自由。我呢，……”(58) 张爱玲小说《倾城之恋》中，使矜守自尊的白流苏心理防线訇然崩溃的，正是男主人公范柳原的一句诛心之论—— “根本你以为婚姻就是长期的卖淫——”流苏不等他说完，啪的一声把耳机掼下，脸气得通红。他敢这样侮辱她！(59) 五四新文化人选择女子和婚姻问题为新道德的建构拓荒开路，最初也许并非出自刻意的设计，但实践证明这实在是上策。“自由离婚”与“恋爱自由”一道，以其伦理话语的正义性，迅速获得知识青年的强烈认同，从而促使中国社会两性道德、婚姻形式，乃至家庭结构，以令人惊讶的状态和速度，完成从“传统”向“现代”的华丽转身。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