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湖北文坛80后作家的代表人物，喻之之的写作是细腻的。她的思绪和情节在文字中自然徜徉，用鲜活而不失生活气息的笔触和真诚敏锐的触角捕捉了生活在都市中的普通市民尤其是女性的爱恨情愁。重读她的中篇小说集《迷失的夏天》，从这些女性角色的压抑、觉醒和回归中，体味到了现代女性的生存困境。
    一、男性话语霸权下女性的自我否定
    喻之之笔下的女性形象，因外在现实生活压力等导致其身处困境之中，甚至生命安全受到威胁，这是她们女性主体意识压抑的外在重要原因。
    《迷失的夏天》中的几个中篇女主人公都有着残缺的人生。《映秀之恋》中的阮七七，父母离异，爸爸去了很远的伊犁，妈妈改嫁去了上海，连青梅竹马的男朋友也抛弃了她。《迷失的夏天》中的叶晓晓，丧母且有个脾气暴躁的父亲，生活窘迫，连学费都交不起，不得已当了裸模，备受鄙视和侮辱。《没有蔷薇的原野》中的苏璞，父母倒是双全，可是造化弄人，好容易跳出农门，毕业后又被迫回到农村，遭受着世俗的压迫。《三姐的婚事》中的尹三命运更是坎坷，被人贩子卖到偏远山区，四年后逃回来后，又陷入前夫纠缠的恐惧中。《十一分爱》中的曾子麦，父亲在她读高三那年突然去世，情感上也陷入困境，爱上了一个有妇之夫，还是个政府官员。丁霁心的父母离异，她用一场接一场的恋爱掩盖无尽的孤独感。
    这种外在的生活或生存压力，有些是来源于男性话语霸权。戴锦华曾指出：“在中国乃至世界的历史与文明中都充满了女性的表象和关于女性的话语，但女性的真身与话语却成为一个‘在场的缺席者’。”（戴锦华：《镜城突围》,北京：作家出版社,1995，第92页）波伏娃认为，女人不是天生的，是被变成女人的。前一个“女人”是指生物性别，后一个“女人”是指社会性别。在她看来，女性与男性并不是二元对立的对象，而是处于附属地位的，就像“主体”与“他者”这两个相对的概念。在现实生活中，男性为“主体”，相应的女性就处于“他者”的地位，也就是处于被支配的、失去独立人格的人。
    处于“他者”位置的女性由于内心主体意识匮乏，比如对自我价值、能力、地位及对外界的客观认知不足等，常常表现为对自我价值的否定。这种否定在不同的女性身上，表现也有差异。
    《十一分爱》中有三种不同类型的女性。第一类是曾子麦型。这类女性父亲早逝，有一定的恋父情结，爱上了一个年长她许多的有妇之夫。她用她藏在骨子里的绵长不绝的狠，默默地爱着桑家榆。那雨里共撑的一把伞，那焦黄的带着淡淡烟草味道的手指，那个zippo的打火机，仅仅这些，就让曾子麦对爱情产生了强烈期待，甚至愿意为爱情付出自己的青春。她不敢抱怨、不敢随意联系、不敢见光，在这场禁忌之恋里，她活得很卑微，低到尘埃里。小说中那封信的主人也是这一类。第二类是丁霁心型。这类女性喜欢追逐体现速度和魅力的都市商品，她更换男友的速度，在某种程度上映射了都市的生活节奏。从表面上看，丁霁心有着体面的工作（旅游学院讲师）、姣好的面容、独立的经济，应该有较强的主体意识，可事实上，作者塑造的这类女性最为脆弱，她只有在男性的怀抱中才能有安全感，甚至为了婚姻可以放弃爱情，比如她不爱宋一鸣但却和他在一起，因为他是最好的结婚对象。小说又提到了张爱玲的《倾城之恋》，范柳原说过：婚姻是长期的卖淫。女性谋爱是为了谋生。这类女性对爱情的否定就是对自我价值的否定。第三类是表姐型。这类女性思想中还存有旧式伦理道德，受男性话语霸权的影响最为严重，在婚姻中属于隐忍型。丈夫在她怀孕期间出轨，后又因和小三争执误杀了小三，成了杀人犯。可就是对这样一个不忠于婚姻、不容于法律的男人，表姐依然纵容他、解救他，认为他只是一个贪玩却倒了霉的孩子。她们用自我的牺牲换来表面和谐的家庭。
    《三姐的婚事》塑造了一个被拐妇女尹三的形象，她和《十一分的爱》中的女主角不同的是，她有充满温情的家庭，父母关心，姊妹融洽，因生活窘迫担负起养家的责任，为了挣钱上当受骗被拐卖到偏远山区，受尽侮辱和打骂，终于在四年后带着女儿逃回了家。可是世俗的眼光让她有家不能回，只能蜗居在浅川的一个菜场艰难谋生。命运还不肯放过这个可怜的女人，卖她的男人又出现了，梦魇般地围绕在尹三周围，把这个女人对生活的最后一点希望都掐灭了。更可怕的是，尹三竟然还会有跟他回去的念头。
    女性形象的本意，被偷换成某种可以随意取舍的价值客体中。在男性话语权的主导下，她们常常会丧失自己，对自己进行自我否认，乃至丧失自身的价值观，对男性权威表示出发自内心的敬仰。这其实体现的就是男性话语霸权的操控，在男性主宰的世界里，女性感到必须要依附于男性，并且男性话语也强调女性对男性的依赖。在男性占主导地位的社会里，女性的处境注定了女性的悲惨命运。这就造成了妇女在话语系统中逐渐丧失自我，陷入“客体”状态，沦为“他者”。
    二、女性主体的觉醒
    女性解放的真谛，是将女子从“女人”还原到与男子一样的或抽象的“人类”，还是承认两性差异，重新评估女性价值，从而使性别平等的解决，因尊重差异而获得实质的正义性，这是女性主义理论领域至今仍存在分歧的问题。
    喻之之的创作似乎更倾向于后者，通过女性主体的觉醒与回归，重新评估女性价值，探索女性自我建构的途径，《迷失的夏天》中的大部分篇目结尾都有所体现。
    《映秀之恋》是喻之之亲身去震区后所写，她把80后的爱情在地震这种大灾难中升华、蜕变，让读者感受大爱与小情的融合。阮七七是一个世俗眼光下的问题女孩，早恋、叛逆、逃学，家庭的残缺与冷漠，让她把一切希望都寄托在男朋友陆文哲身上，可惜所托非人。邂逅冯初一后，她又成了一个破坏别人感情的第三者。在大灾面前，儿女情长、情感纠葛让步于民族阵痛和大爱无形，死亡面前的地老天荒让人忘却一切禁忌与道德。我们没有看到阮七七和冯初一这对各方面似乎都不匹配的恋人是否携手白头，只看到阮七七在这场“倾城之恋”中进行的自我救赎。苏墨云是阮七七救赎之路上的指引者，她身体残缺，又遭遇丈夫出轨、女儿跳楼，本该是具行尸走肉，地震的爆发让她忘却了不幸，大爱大德成就她女性主体的回归，让她重新认识到人的价值。
    《迷失的夏天》塑造了一个为艺术献身成为裸模却被世俗误解且愚弄的女性——叶晓晓。男朋友涂当知道她当裸模后辱骂并抛弃了她，“经纪人”陈小北把她的身体和面容当作商品，无情地消费着她，还有更多不怀好意的男性把她当作玩物。有趣的是，叶晓晓女性意识的回归与觉醒竟也是由一位男性（夏天）推动的。盲人夏天看不到叶晓晓的外在美，但他能无时无刻感受到她内心的苦痛与挣扎。言与不言，看与不看，爱与不爱，在喧嚣与懵懂的人世间，迷失的是女性价值的确定方向。男女在主客体、塑造者与被造物者、观看者与被观者、再现者与被造者等的对立面中，男性总是站在前者一边，叶晓晓的觉醒与回归是否具有独立性，是个值得深思的问题。
    《十一分爱》中曾子麦女性主体的觉醒与回归用了十二分的力气。这是一份注定没有结局的爱情，违背伦理道德，触及法律红线，为世人所不容。与叶晓晓不同，曾子麦女性自我意识的唤起，来源与她对自我责任与情感的明确，她明白她们都有一颗自由奔放的心灵，但规则和责任让她们游离于安全区域之外，这种不确定感带来的啮齿之痛使她们无法实现主体的精神升华和全面自由。小说结尾，曾子麦用一个关机的四十八小时，结束了十一分的爱。
    《三姐的婚事》通过尹三、宝姐等女性形象折射出底层女性的生存困境与挣扎。本就生存不易的尹三又遭遇了被拐卖、家暴等悲惨经历，上帝在她面前关起一扇扇窗户，让她好不容易燃起的生活下去的勇气，一次次消失。尹三和宝姐身上有着中国传统女性的优良品质：勤劳、善良、坚忍，也带着传统女性几千年沉淀下来的逆来顺受、忍辱负重。也正是这种坚忍，让尹三能努力地向着有阳光的地方生长。结尾用三个“会的”，反复强调，既是对尹三以后新生活的展望，也是作者对女性主体觉醒的肯定。
    三、对女性自我建构的探索
    在喻之之的小说集里，女性的主体意识是强烈而矛盾的。《没有蔷薇的原野》中的苏璞是受过高等教育的现代女性，在现实的环境中不得已回到一直想跳出的山村当老师。她想改变乡里孩子的一切：学习习惯、视野、美育等等，那是她童年的缺失。可现实很骨感，她的好友叔采茵的遭遇更让她看到了理想实现的渺茫。甚至在学生伯子薇意外死亡后，苏璞还被骗到伯家垭，用封建迷信的办法帮助被子薇魂魄纠缠的村长老婆。这种叙述让我们看到女性生命抗争的艰难和复杂性，一方面想拼命解放自我，另一方面又无法摆脱融于骨血的传统文化的桎梏。
    这种对女性自我建构的探索一直在进行中。中国妇女史的书写往往离不开“列女”和“贤媛”，前者载于正史，表现儒家女性道德；后者多集中于知识女性，她们富于智慧，其文学写作与生活实践往往体现自主意识与平等精神，但常为正史遮蔽。美国的钱南秀教授曾经系统地研究过晚清妇女楷模的演变，她认为，“贤媛”不仅是妇女解放也是清末政治变革思潮的积极参与者。“贤媛”传统在清末维新运动中以女学实践得到彰显，而在民国时期以一批留学归来的新知识妇女及其家庭生活与职业生涯得到体现。她们看重家庭责任，推崇人格独立，对于妇女的社会责任有独特看法。
    “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出现了胡彬夏、陈衡哲、冰心、庐隐等“贤媛”派新女性的声音，可惜，因为时代的禁锢，她们小说中呈现和思考的女性的困境与突围，在历史叙述中始终有些边缘化。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女性写作一类以丁玲、萧红为代表，一类以张爱玲、苏青、梅娘为代表。丁玲是“五四”继庐隐等女作家之后善写女性并始终坚持女性立场的作家，张爱玲的作品对女性自身精神缺陷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展现了女性在衰颓的社会文化环境中无以自立的生存困境。
    到了20世纪70年代后期至80年代前期，女性小说又呈现出新的发展流向。女作家们对女性命运与女性解放问题的深切思考，表现出女性意识的觉醒。比如戴厚英的《人啊，人》、谌容的《人到中年》、张洁的《爱，是不能忘记的》。但这些创作对男权意识的抗拒与解构还没有达到一定程度，难以突破男性世界的价值体系。
    20世纪90年代的女性小说创作出现多样化和走向个人叙事的趋势。陈染描述女性成长经验；林白展露女性自我世界和内心经验，性、欲望、身体、自我；徐坤用调侃的方式消解男权社会的话语秩序和文化规则；20世纪90年代末，一批70后女作家如卫慧、棉棉以“另类”写作，引起文坛关注，她们讲都市言情故事；被认为身体写作的女作家在都市大众传媒所构成的文化规则中游戏。不少作品带有自叙传的特点，展示个人作为女性成长的特点，个性意识张扬，关注生活的“私密性”，疏离其“公共性”。
    而在喻之之这里，苏璞最终还是想找关系“调动”，尹三在结尾相信良宝会对女儿好，表姐放弃了对丈夫出轨的仇恨，曾子麦结束了第三者的不堪境遇，阮七七在大爱中收获爱情，叶晓晓在盲人夏天的爱中得到了救赎，还有许多许多女性，她们都在路上。如何能够在现代社会张扬女性主体意识，从男权主导的文化压力中释放出来，真正实现自我解放，实现自身价值，是作者对男权话语下女性生存困境与命运的深刻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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