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切历史人物传记，既包含着历史事实，也包含着历史选择，还定会包含着当代理解与今人阐释。宋朝历史上出现了许多伟大的文人，留下了许多伟大的文学作品。作家滕非对宋朝的历史、政治与文化文学憧憬有加，熟稔于心，挥之难去，在长篇小说创作之余完成了两部宋朝文化名人的传记。其中第一部《庙堂与江湖：范仲淹传》于2022年4月出版后，一举成为畅销书。不到一年时间，他又完成了《包拯传：大宋孤勇者》（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23年11月）的创作。这部新作10章20余万字，是又一本适合大众阅读的历史人物传记作品。
    《包拯传：大宋孤勇者》的写作特点大致可以概括为以下三点：一是历史性与文学性相结合。二是通俗性与严肃性相结合。三是具有相对开阔的历史背景参照和对我国历史文化精神的准确把握与深度理解。
    作为一本历史人物传记，历史性是必备的前提与基础。作家如果没有对传主所处朝代、生平事迹、历史功绩、历史评议等的翔实了解、深入把握和对资料的充分占有与深度消化，是不敢有写传立记之心的。滕非对包拯生平的讲述均是严格地依据时间经纬和历史事实展开的，《包拯传：大宋孤勇者》里大量引用了宋代当时的原典资料，脉络清晰，取舍相对得当，均是珍贵的历史文献，能看出作者是做了充足的准备和下了很大的功夫。同时，作者文学功底与历史功底兼具，将史料的前后左右勾连起来，用通俗易懂的现代汉语进行背景解说与故事推进，洋溢着今人回头看历史的清楚、明白与自信。作品的情节是满含诱惑与神奇的，节奏是紧凑而匀称的，语言是亲切和生动的，有时候还很诙谐幽默。
    通俗性与严肃性的结合与文学性和历史性的结合密切关联，呈现出不同的审美特征。通俗性包括但不限于明白晓畅、引人入胜、曲折连环、循循善诱等写作风格与技法，特别是作者高频次使用传统章回体小说的情节悬念与变奏设计等。我在此对“通俗性”的界定是一种褒义的评价，当下许多文学作品面临的最大的问题之一，就是没有读者意识。事实上当我们远离了读者，读者远离了我们，文学如何才能真正完成？作品的生命是由两个部分构成的，一是创作过程，二是接受过程，只有当它被阅读、产生效力后，其全部社会意义和美学价值才能表现出来。如何在坚持文学性的基础上，增加作品的可读性，是我们应该真正认真思考的。
    包拯在宋代甚至中国历史上都是非常有影响力的大人物，他的出现与故事的广泛流传自有原因和道理。作者写包拯，是以他为点，以当时的朝廷和群臣为面，以宋代历史为体。这本书比较广泛地写到了大宋的科举考试与内忧外患，写到了范仲淹、欧阳修、晏殊、张尧佐、郭承祐等人的数番碰撞，背后映衬出的是宋代的社会发展程度、内外际遇、精神气象和文化历史形态。作者的写作历史视野是开阔的，文化使命是自觉的，把握人物的形象是深刻的，尊奉的精神主旨是清澈的。作品多集中写包拯与同朝代人物、同行或弹劾或相惜的关系，这是史实，也透出对包拯的理解、对关联人物的熟知和对这个时代的某种肯定。同时，作者还常对历史史实与民间文艺作品形象的关联与区别进行详细辨析，其实也正是对正史与野史的辨析，是写作严肃传记必要的功夫与价值。作者对这位历史人物命运的书写到最后依然带着抚慰与宽容，如此更显出传记作品的力量感和人物形象的真实与光辉。书中清晰地写出了包拯虽时常弹劾别人，却依然受到官场呵护与百姓尊重背后之深层原因与逻辑，他的这种廉洁公正、立朝刚毅、不附权贵、铁面无私、举贤任能、为民请命的精神是人的主体精神，几千年来，中国人都将之作为精神清流，传记中这一表达理路明晰，情感态度清澈。本书结尾还特别叙及了包拯对后代的严厉家训，虽然书中有指出其在史料上的真实性有疑，但是在情理上，后世无论如何都不怀疑包拯具有这样的精神与自律要求，他的精神清流是珍贵的，是至上的，更是坚硬的，是深入传承在后人心中的。
    我乐于介绍与推荐滕非的《包拯传：大宋孤勇者》，一是因为它表征的精神清流应为后世大众所尚，另一方面是它与另一部《庙堂与江湖：范仲淹传》一样，都是守正的传记文本，兼具文学性与历史性、通俗性与严肃性，值得拥有更多的读者，也值得被更多的读者看到。
    （作者系宁夏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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