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文学地理与文化心理交融
中国地大物博、人口众多，呈现出丰富多彩的文化样态，文学就在这一情势下反映出不同的地理风貌。可以说，不同作家笔下有不同的文学地理景观，也有着别样的文化心理图式，鲁迅的未庄、沈从文的湘西、老舍的北京胡同、莫言的高密东北乡等都是这样。王尧散文随笔也有它的文学地理和文化心理，并且这二者不是简单肤浅地混杂一处，而是交融成趣和互相生发，从而提升了其文学、人生、文化、精神的品质。
首先，标识性地理文化的模糊、遗忘、消失越来越成为一个事实，这在现代化进程中既不可避免，又成为一种遗憾和伤痛，这在王尧散文随笔中随处可见。据统计，中国村庄正在以每天80到100个的速度消失[4]，城中村也在被城市大量吞并，即使城镇也很快失去了原貌，还有河流、桥梁、道路、公共场所，以及生活于其间的人与事等都在加速流失，王尧有感于自己故乡的巨变，常有物是人非之叹。在《我在未名河北岸》一文中，作者写自己村前的小河原是何等清澈美好，可饮用、有小鱼游动，是一条生命河。然而，他说：“未名河就是我们村庄的血管，这根血管的血越来越少了，河水在不停地下降，河床上的螺蛳和不知道什么时候沉下去的杂物都在太阳下晒成死的样子了。”因为村里通了自来水，也“因为使用煤气，许多稻草沉到河里，河水发黄了”，“我所有的青少年记忆都在这发黄的河水中变形甚至发出异味，我从来没有想到这条河会成为我的忧愁”。于是作者感叹：“一条河，就是千年不变的生活。但生活变了。河水变了。人性变了。我自己也变了。”[5]也是在此意义上，王尧表示，自己对于村庄的记忆随着时代变化发展，也随着自己的远离与成长，变得愈加模糊。他还说，由于各种原因，他保不准自己的村庄记忆都准确无误，如果不以一种方式留存，那就会变得如烟似雾，更加捉摸不定。作品写道：“故乡没有故事。我负笈江南时带去的那只木箱里也没有收藏故事。”“那些散乱的细节是他们的呼吸，是春夏秋冬之后落定的尘埃。又过了许多年，这些细节也在尘埃中湮没了。”作者还表示：“让我恐惧的是，村庄那么模糊，关于我和它的记忆越来越少，如同庄前的那条现在已经变得浑浊的河一样，两岸停泊的船也没有我当年屁股下面的体温了。我要恢复自己的记忆，写作，只是一种可能。”[6]这是作者要以文学地理的方式留住村庄的物、事、人的记忆的无奈选择，还有苏州街、西南联大等都是如此。所以王尧笔下的张充和在西南联大、合肥、苏州、美国费城等地的时空转换，其实也融入了文学地理与文化心理的复杂内容，那“十分冷淡存知己，一曲微茫度此生”的感喟，以及张充和最后回苏州走走的愿望未能实现，都包含了时过境迁、天人相隔的心语。
其次，以文学形式留住地理，特别是那些有文化心理内容的地理空间，这是王尧散文随笔中浓墨重彩的地方。如果说，对于逐渐失去的地理，在生活中没法继续，那就用实录方式，最好用文学特别是散文随笔形式加以留存。在王尧散文随笔中，以“莫庄”为中心，有村、有舍，这与“庄”既有联系又有区别，还有与村庄紧密相关的河、码头、桥、巷子、场所，从而展示了中国乡村的村庄景观，这也是中国广大乡村中的一个个文化密码。“小镇”也是王尧着力表现的对象，这个离村只有不足十里的场所，不只是存在地理差异，更是文化的不同象征，这在人们心理上产生了巨大的反差。《奶奶和她的小镇》写粉墙黛瓦、长长的巷子、天井荷花缸里的荷叶、吃饭的规矩、宽厚仁爱，这些都成为小镇文明的标志。这也成为奶奶虽住在村里，但总愿常回到镇上，最终宁愿死在镇上也不回村的原因。与此同时，小镇也在“我”心中（从孩童开始）留下阴影，这“阴影就像幽长的老街一样幽暗和狭长”。王尧还从文化心理角度表示：“奶奶其实也在延续一种和乡村生活格格不入的文明或者是一种生活秩序。”“对我这样的一个乡村少年来说，小镇就是我的文明背景，那里有我和在乡村不一样的生活。”“小镇就是一个文化中心、政治中心和商业中心。”“不管怎么说，你能够从心中的谱系里找到自己与它的关系。”“做文学的人，做社会学的人，常常说到城乡冲突，其实疏忽了在城乡之间还有另外一个地带，小镇。但恰恰也是这样的小镇，甚至连弹丸之地都称不上的小镇，充其量只能说是一粒麦子那样大的小镇，它可以彻底摧毁你的内心，让你在十里之外面对它时，产生自卑和耻辱。我们那个村，距离小镇差不多只有十里，但这十里路如同天堑，是两个世界的分界线。”[7]还有乡村的书法、算盘、手艺等民间文化的流失也让王尧感慨万千。可以说，随着现代化进程加快，许多村庄、小镇以及与之相关的地理与人事都将面临消失，它们给人带来的欢愉及苦痛也将荡然无存。在此，王尧散文随笔将成为一种纪念，在人们心灵上投下斑斓的光影。还有西南联大教授们的足迹以及心灵律动，在王尧散文随笔中随处可见。关于这些，从王尧的“沧海文心”与“日常的弦歌”中仿佛可以听到、看到和有所体会。如《“寒夜”里的“清油灯”》写到艰难岁月中巴金与曹禺在异地的感情：“在曹禺笔下，他们在江安的见面是那样的温暖。两人谈得太投机了，每天都谈到很晚很晚。”[8]还有在《“我是大时代中的一名小卒”》中，王尧通过朱自清日记透视了他在昆明等地的心境，特别是朱自清与闻一多的关系以及二人的性情。其中，作者引冯友兰的话说：“一多弘大，佩弦精细。一多开阔，佩弦严谨。一多近乎狂，佩弦近乎狷。二位虽不同，但结合在一起，有异曲同工，相得益彰之妙。”随后，王尧补充说：“异曲同工，相得益彰。——冯友兰确是大手笔。”[9]于是，江安、昆明等地成为王尧笔下的一种文学地理，也成为记录朱自清、闻一多、冯友兰等人的心迹，具有不可忽略的文学史与文化学意义。
再次，用反思方式对地理及其文化进行审视，这是王尧散文随笔的高明之处，也是一般散文包括学者散文难以达到的地方。当下不少散文也会写到地理，特别是乡村地理景观，但往往都是照相式的，甚至是观念式的，这就必然导致刻板、机械、单调、表面化，很难进入文化层面，更不要说有文化心理的内容和深刻的反思精神。王尧写地理既有物理地理又有人文地理，既有肯定又有反思甚至还有批判，既能看到其间的复杂性与矛盾纠结又能获得心灵与精神的超越，充分展示了具有现代人文精神的知识分子的理性与智慧。一是与故乡的疏离与抵触。与那些沉溺于乡村叙事的散文不同，王尧觉得他对故乡是有距离的，年轻时是逃离，甚至是格格不入的，这是隐藏在一个物质与精神双重贫穷的少年心中的伤痛，这就决定了其散文的冷静目光与审视态度。《返回与逃离》一文写道：“当我在文本中试图重返故乡时，我觉得我无能为力。我从心底里有些拒绝故乡，故乡也未全盘接受我。这种隔膜感我难以名状，有时甚至很糟糕……而在内心，渴望离开村庄的时间更早。我们彼此都生疏了，我和你，我和我们的村庄。”二是真正理解乡村的书写者。王尧认为，当下的乡村书写最大的问题是不了解乡村，甚至“以城市为参照，特别是以现代化的标准为参照来观察、纪实与虚构乡村时，只是以一种被建立的价值观来建构我们以为的乡村，这其实只是构成了乡村的一个参照物，而与乡村无关”，他自己则是“从乡村出来的人”，是鞋底粘着泥土的真正的农民。三是与故乡和农村有切肤之感，但自己已不再真正地属于它。因此，王尧反对那些所谓的“乡愁”书写，他认为“当一个人已经离乡之后，见诸文字的乡愁无论如何浓烈都免不了苍白，因为所有的乡愁都是从自己的内心需要而不是从故乡出发的；故乡只是你的咏物；如果你不能回到出发地，回到你的故乡扎根，一切的倾诉和想象只能在胸中低回”。王尧还说：“我后来越来越明白，无论我自己如何在乡村记忆中流连忘返，其实与现在的乡村没有什么关系了……当然，我毫无疑问地期望读者对我的乡村叙述保持警惕。”这是一种拉开距离的故乡审视，也是一种有间距的审美，反思性、自我剖析和批判性更强，也唯其如此，才显示出王尧有着理性、成熟、健康的文化心理。四是辩证理解与故乡的关系。王尧说：“记忆并不弥漫阳光，否则，我就不必背井离乡。记忆并不缺少温暖，否则，我就没有返回的勇气了。”他还说：“但我们回不到那里了。贫困和寒冷的记忆从未在我的生活中消失过。虽然如此，我还是带着温暖上路的。许多人都理解错了，贫困和寒冷本身并不能滋生暖意和善良，只是因为极端之下的美好德行是维持生存的唯一理由与力量才让我们刻骨铭心。而今天的乡村也已经并不单纯。”“但乡村确实给了我特别的力量。”[10]对于乡村的书写，王尧显然是颇具张力、动感、深度的，也以文化心理的外观与内视强化了穿透力，还将村庄地理的光影进行了折射，没有现代思维与中国心灵是很难做到的。对于苏州这个地理人文空间，王尧在《融入与隔膜》一文中说：“我在故乡生长了我的身体、血脉、秉性和口音，在苏州成长了我的思想、知识、能力和文字。”“我从这座城市出发，到异域他乡，不管走多远，总会再回到这座城市。在我生活的地图中，苏州是一个中心位置，无论是出发还是返程。”“我身上的气息和气象似乎也从正反两面阐释着苏州：吴侬软语，美食，白面书生，文化底蕴。”不过，对于苏州，除了园林文化、美食文化外，王尧觉得它还有“厚”的一面，这是一向为人所忽略的。当然，王尧也指出苏州的不足：“我对苏州的评价是：这是一个文化的城市，但缺少思想的生活；这是一个单纯的城市，但缺少复杂的背景。”“我觉得苏州的精神退化的一个最重要的特征，就是不再把河当作河。”[11]这是对于苏州文学地理的深度文化阐释，也看到了苏州的本质。
深入细致地探析中国复杂的地理根脉，特别是广大乡村的发达的地理神经，并从文化尤其是深层心理文化上进行阐发，这既是中国现代化转型期重视知识谱系的历史必然，也是建构现代化国家的迫切需要。在这方面，王尧散文随笔有着重要的示范意义。有学者提出：“文学地理学批评注重以地图的方式直观地呈现文学的历史、文学的文化传统和作家的心理、情感、思想和美学系统。”[12]以此为出发点，研讨王尧散文随笔中的文学地理与文化心理，无疑是一个很好的透视点，而传统与现代的精神传承与发扬光大也就容易得到更好的解释。
二
真挚情感与深刻思理统一
众所周知，“抒情传统”[13]成为许多学者研究问题的关键词，也有人试图将它与启蒙现代性叙事联系起来。这在包括散文随笔在内的文学创作中也是如此，抒情传统与现代性已成风尚。不过，真正能将二者较好地统一起来很不容易，不是被“抒情”淹没，就是现代性裸露，导致文学性不高，审美韵致薄弱。王尧散文随笔在此达到了较好的统一，在情深意长与思理深度上有了较好的结合。
情感的浓与淡、深与浅、厚与薄、润与涸，在王尧散文随笔中得到辩证统一。一般而言，我们一直强调散文随笔的情感真挚，并将情感视为散文的生命线，像季羡林等人甚至认为除抒情散文外的一般散文也离不开真情，杨朔、余光中是直接地“将散文当诗写”[14]。这样的观念和思路整体上说并没有错，但若不节制情感、任其放任自流就会变得滥情、伤情、害情。因此，中国人特别是中国古人的情感表达比较含蓄，这在与西方人的比较中有所体现。如在情感上比较西化的林语堂在谈中西女子差异时，一面肯定西方女性的开放大胆与个性意识，一面批评中国女子的保守封建，但仍有这样的看法：“凡是女子，风度要紧。阴阳倒置，总是寒伧。我想女人略带含蓄静娴，才有意思。这如唐诗，可以慢慢咀嚼。美国女子，就如白话诗，一泻无遗，所以不能耐人寻味。”“女人与男人平等，谁不知道。但是锋芒太露，风韵就少了。”[15]王尧散文随笔中的情感是博大深沉的，这不只是表现在对于“人”的书写上，也施加于“物”，更重要的是抒情的节制与含蓄。这在《先生和学生》等作品中都有体现，在第一次宰杀了野兔后，“我”再也不敢做第二次；学生拿着一篮子鸡蛋代交学费，“我”主动买下来。文末王尧写道：“这一天，我提着鸡蛋回家。走到田埂上，我回望了村子。在村子的东边，有一所学校。这个学校的树上，曾经挂着一只野兔，我剥下了它的皮。还有一篮子鸡蛋，不是放在讲坛上，而是压在我的胸口。”[16]《那是初恋吗》写初高中女同学，一面写她当众用“我”的乡下土话学舌，令“我”反感；一面又给“我”手帕，还向“我”笑一笑。毕业时，离别了，“我第一次感受到女同学目送我的眼光”，还有她留下的呼吸声，以及二人通信中彼此“用了一个字来称呼”。然而，两人越来越感到无话可说，特别是她当了工人，“我”高考落榜后，“她托人给我带来一盒自己家做的炒米糖，后来就没有再联系。我知道这是她和我告别的礼物”。后来，“我拿到大学录取通知书时，她到村上来送我了”，她在“我妈妈”面前哭了。中学毕业二十年，一同学打电话说起班里最漂亮的女同学，我猜说是“她”，结果同学说不对，是另一个。于是，作者写道：“我想，也许没有‘最漂亮’这个概念，每个男生记得的大概都是自认为漂亮的女同学。”[17]情真意长，委婉若水，波澜曲折，但不论如何，留在王尧心中的是那种无法用语言表达的美好，一如生命的萌动、花朵之绽放。还有写到爷爷奶奶、外公外婆、爸爸妈妈等亲人，王尧都会触动灵机，情感自觉不自觉涌流而出。不过，这种情感表达又不是奔放的，而是节制和舒缓的，充满饱满的内在诗意。《有表姐的那年那月》中的表姐不是真正的表姐，只是父母认下的干亲，然而，这个“表姐”却将音乐、人性、诗意的美好带给“我”。有一段文字这样写出年轻的王尧心中的感动：“一直到我工作后几年，我多数是前一天下午到台城表姐家，第二天早上从台城长途车站往苏州。表姐和表姐夫如果有时间，会在当天下午先到车站接我，用自行车驮我的行李。那时，我还是英俊青年，比标准体重还轻点，如果行李不多，我会坐在表姐夫的自行车上。如果是表姐接我，我就骑自行车带她。”然而，表姐去世后，“我没有说出我心中的痛楚，没有了表姐，也就没有了我的台城”[18]。情，特别是深情都蓄在心灵的大坝里面，但对于读者的冲击与震撼却是强大的。在王尧随笔散文中，还有一种同情之理解，对于一切人哪怕是陌生人甚至自己的对立面，他都能包容理解，表现出雍容大度，有一种天容地载的美善和谐。《“神经病”》一文就是这样的作品，它写的是一个被人们当“神经病”看待的村民，他叫胡增和；然而，王尧却对他“用牛耕田和打牛号子”颇感兴趣，说他“牛号子更有一种抒情味道。他号子的余音给我的感觉，很像我们用瓦片打水漂，瓦片紧贴着水面，一圈圈涟漪向远处扩散过去”，“我当时觉得这个老头子一生的力量都在号子声中”。[19]如用“温润”与“温存”形容王尧散文随笔的情感表达也是可以的，这与许多作品所表现的激情奔放、怨恨情仇、睚眦必报形成了鲜明对照。
思理如丝线，似骨架，像山脉，若精气神，成为王尧散文随笔的强大支撑与活的灵魂。作为一个学院派作家、现代知识分子、启蒙主义者，王尧散文随笔没有停留于情感之中，更没有让情感随意挥发或形成矫情滥情，而是从知识到学理、文化到思想、精神到智慧，有时甚至由思理到哲学都进行了深度融合。一般说来，王尧散文随笔以叙述为主，通过知识谱系、细节来体现、梳理、分析、认知、探析，特别是以一副独特眼光，穿透历史障壁和纷纭世相，进入一个具有内在性、真理性、科学性的境地，这种靠事实说话，以无言为言、剖白式的书写在西南联大的知识分子形象塑造中表现得最为明显。《幽谷中的郭沫若》《就是为了那一点气节》《曾经沧海曾经火》以及《“我是大时代中的一名小卒”》等作品都是这样，因为郭沫若被误解处多，真实的老舍往往为其性格所隐，胡风、路翎、舒芜等人之间的关系错综复杂，朱自清长期被赋予一些外在内容。于此，王尧颇具耐心特别是通过日记形式进入其人际交往、内心、潜意识，多有发现与洞见。王尧表示：“在西南联大教授的日记或回忆文章中，可以读到诸多联大同人聚会、打麻将等细节，这是他们艰苦生活中互相取暖的一种方式。”“和联大的许多同人一样，日常生活中朱自清喝酒、抽烟，喜欢打桥牌，还与同人成立桥牌俱乐部，偶尔也打麻将输钱。有时他发誓下次不赌博，此种游戏应戒除。应酬时候喝多了酒甚至偶尔失态，然后他又后悔不已。”王尧还引用吴组缃评朱自清的话说：“你甚至会觉得他渺小，世俗。但是他虔敬不苟，诚恳无伪。他一点一滴地做，踏踏实实地做，用了全副力量，不断地前进，不肯懈怠一点。也许做错了，他会改正的；也许力量小了，他会努力的。说他‘老好’也罢，‘随和’也罢，他可一直忠于自己的思想与感情，一直忠于社会与时代。”基于此，王尧附和道：“吴组缃说得好，朱自清‘把牢了大处’。”[20]这看似由材料得来，但也是一种观念认知，至少对于突破简单化理解西南联大教授形象，赋予其日常生活情态是有益的，同时也是更加真实有力的一种方式。特别是对于朱自清的认知，王尧是有大情怀、大境界、大体悟的，更是有知音共鸣的。在更多时候，王尧是站出来直抒胸臆，他根据历史材料的爬梳、甄别、烛照，提升自己的看法认识，一下子进入形而上和智慧层面。如在《幽谷中的郭沫若》一文中，王尧评论郭沫若说：“他是那一代人中能够把自己的信仰、情怀、人格和学养融于文字的一位。”“郭沫若在日本留学十年，懂得了科学研究的方法……科学的研究方法和辩证唯物主义为他的学术打开了广阔而深奥的空间。而他在后来让人诟病的言行和著述，在方法论上恰恰是偏离了他曾经坚守的科学研究方法和辩证唯物主义。”在《就是为了那一点气节》中，王尧还高度赞扬老舍等人：“和许多同时代的知识分子一样，他们之所以成为历史人物，不仅因为著述，还与他们成为历史进程中的一个环节有关。在武汉的老舍，第一次成为历史中的一个环节。”[21]这样的评述是有哲学高度的，表现出历史变演过程中的大局观，也充满内在的精神与气节。
合情入理、细针密线、条分缕析，有“十目一行”功夫，这是王尧散文随笔最令人信服的会心之处。在一般人的观念中，极容易形成“情”与“理”的分离与悖反，即有情多情者不重“理”，讲理的人往往又缺“情”甚至无情，这也是为什么许多问题常常处于无奈尴尬状态，形成一种“死结”。因此，对人对事来说，“入情合理”既是一种处世之道，也是一种见心明慧，还是明理得道的关键。林语堂曾写过《再论孔子近情》《论情》等文，其中有这样的议论：“伦常之教，父慈子孝，兄友弟恭，莫不先承认情感，由人情出发，求得人情之正……又可以说，中国人最重感情。又可以说，中西哲学思路及论辩法之基本不同，就是中国重情，西方重理。理是分析的，情是综合的；理的方法在于别，情的方法在于和。理把人生宇宙剖析无遗，情必把宇宙人生整个观法，而得天地之和。西洋重理，即Reason，中国人却认为单说理不够，必须加一情字，合情合理，然后为是。”[22]王尧散文随笔随处可见这种合情合理，很少看到一味偏激与心灵分裂，这是既讲理又有情还有味的圆融感，也有身心通达的喜悦。在《记莫言》中，王尧说：“如是观察和思考问题时，我以为，我们既要对莫言有所期待，又要对莫言有所理解和体贴。”“我们为什么每次都要莫言讲正确的话？什么是正确的话？如果莫言几十年来一直讲正确的话，莫言也就没有那些经典之作了；或者说莫言就不是文学的莫言了。”在《为信仰而写作》中，王尧谈常被误解的阎连科说：“我私下有时想，在我们（用‘我们’这个词我很犹豫）的文学界和知识界，‘正确’的话太多了，‘错误’的话太少了。阎连科的写作可能就是常‘犯错误’的那种。”“他除了尊重自己的内心之外，一切都变得不重要了。”“其实，一个有信仰的人，如果他不想妥协，他总是处于紧张的内心冲突之中，如果没有这样的冲突，就不可能有某种秩序的改变。”“在我看来，阎连科和我们这个时代的优秀作家的最大特点在于他们是有信仰的写作者……写作的迷失是信仰的迷失，失去了信仰的文字，无一例外都是‘写作垃圾’。我并不认为阎连科的写作是完美无缺的，但是，他这些年的文字都充分呈现了他的信仰以及与此相关的世界观。”[23]这不是一般化的简单理解，而是站在人生观、文学观、价值观、哲学观层面切入作家，并生发出一种认同、理解与共鸣，这与简单否定莫言、阎连科等作家的研究大为不同。《就是为了那一点气节》一文主要是写老舍的，但其中有不少文字牵扯到老舍的好友林语堂。因为我是研究林语堂的，对他比较熟悉，也写过林语堂与老舍、林语堂与郭沫若、林语堂与郁达夫，以及写到林语堂与抗战，包括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林语堂回国参加抗战宣讲，后来又无奈地去国的情形，还有林语堂与曹禺的复杂关系。因此，我在此文中详细阅读王尧笔下的林语堂，发现他的叙述是尊重历史事实的，也隐含了将林语堂与老舍、林语堂与他的女儿等进行比较的视角，所有这些我都是赞同的。特别是“和老舍，甚至和梁实秋相比，林语堂的去国当然是消极的，但林语堂的气节不亏”[24]这句话，用“气节不亏”概括林语堂为抗战所做的努力与贡献，可谓一字千金，是对林语堂的“的论”。对于林语堂在抗战中付出的努力和所起的作用，周作人、郭沫若等人多有批评否定甚至充满不屑，这既与政治偏见和意气用事有关，也与天涯阻隔形成的误解有关，但我们对于林语堂“以笔为刀”所做的抗战宣传应给予高度评价。早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林语堂创办《论语》杂志，就撰文呼吁国民党政府“国事亟矣”，希望国人一致对外，共同抵御日本侵略。1937年，日本全面侵华，身在美国的林语堂即写出《中国人与日本人》，分析日本文化的优劣，认为日本迈着“鹅步”陷入“骑虎难下”和自我毁灭的无望战争。《论持久战》是毛泽东1938年5月26日至6月3日在延安抗日战争研究会上的演讲稿。1938年8月16日，林语堂在《宇宙风》发表长达六千字的《日本必败论》，全面分析日本必败的事实，这与那些“亡国论”形成鲜明对照。1939年，林语堂在《吾国与吾民》第13版中，将80多页的《中日战争之我见》附在后面。除此之外，林语堂还在美国为抗战演讲、募捐，用政论抗战，并写出抗战小说《京华烟云》。林语堂在小说题言中说：“谨以，1938年8月至1939年8月期间写成的本书，献给，英勇的中国士兵，他们牺牲了自己的生命，我们的子孙后代才能成为自由的男女。”在给郁达夫的信中，林语堂又说：“1938年元旦，木兰陪夫挈女，在四十万难民之旋律中，载满一小车孤儿向天台山进发。适遇开赴前方军队，万民欢呼之声，如裂帛，如洪涛，排山倒海而来，军士唱着‘还我河山’之歌——河山响应，动天地而泣鬼神，易惨戚为悲壮，木兰亦心动神移。”在给陶亢德的信中，林语堂感慨不能上前线杀敌：“思之令书生愧死。每思此枝笔到底有何用处？”其实，当时日本舆论界有言：“中国有林语堂在美国为抗战宣传，如果日本能有这样的作家，为日本争取世界的同情理解，那该多好!”[25]从这个角度看，林语堂在抗战上是不是像王尧说的“和老舍，甚至和梁实秋相比，林语堂的去国当然是消极的”，因为林语堂早在1930年代初即去美国，不是抗战全面爆发才去国的；但说“林语堂的气节不亏”是颇有见地，也是符合事实的。
薄情与无情之人很难真正对人与文学有同情之理解，缺乏思想与不明理者也不可能对世界人生有洞悉力。因为前者会封闭磁场，与对象拉开距离，那就不可能心领神意，更不要说产生共鸣；后者则难以做到“知人之明”与“自知之有”，容易进入一种没有前理解、误解误读的状态。换言之，通达之人、会心者、从事文学审美的人，他们必须有深情、明事理，并能以平和之心，善解人意、虚心以待、用心以诚地面对世界上的万事万物与芸芸众生。我认为，王尧就是这样的人，他的散文随笔也有这样的品质、境界、德性，这需要透过“新人文”与“知识分子”的棱镜慢慢显像，就像风雨过后显现的那一道彩虹和一月清辉。
三
平凡庸常与新奇神圣映照
长期以来，散文创作与研究容易陷入这样的困局：宏大叙事难以彰显史诗品质，卑微人生不容易内隐苦涩人生。写坏人容易，于是人们争相表现怪异人物及其性格的复杂性；写好人难，作品往往写不好正面人物形象。以刘亚洲《王仁先》为例，作者以王仁先这个破坏军纪的连长为例，通过性爱挖掘所谓的深刻人性，倡导个性启蒙主题。表面看来，这是一种深度表达与突破创新，实则是以世俗化方式理解人物，并对神圣感进行消解的偏向。[26]其实，从平凡中见出非凡，将新奇神圣寓于平淡庸常，有助于散文主旨的深化与境界的提升。在这方面，王尧散文随笔的处理方式很有代表性和启发性。
从取材上说，王尧散文随笔平平常常，不论是村庄人事、家庭琐事，还是社会人际关系以及乡村地理风貌的书写，都是趋向一个“小”“微”“杂”“碎”“平”，但却能做到“小中见大”“知微见著”“杂中取精”“一叶知秋”“平中有奇”。像《李先生的文言文》《草鞋·蒲鞋·茅窝》《无钱买酒卖文章》《日常的弦歌：西南联大的回响》等都是如此。不过，作者显然并不停留于平庸无聊，而是管窥蠡测、一沙一世界、一叶一菩提，从中透视时代的心跳、历史的面影、人性的力量、心灵的高度。如王尧有这样一段描写：“老舍与吴组缃当是边啃西瓜边聊天。吴组缃说自己胸襟不够宽大，情绪常在一种忧郁状态之中，比起那些处境更为艰苦而豪放洒落的朋友，不胜自愧。”“隔了几日，吴组缃在日记中写了读老舍《我这一辈子》的感想：‘满篇世故之谈，甚可读，唯文艺价值不大、不高。’吴组缃是个有一说一的朋友，隔了几天再读老舍《骆驼祥子》，在日记中说：‘写大杂院情形及贫民之命运，至为深刻动人。’——想来，这就是知己和酒肉朋友的区别。”“吴组缃七八年没有写小说，《鸭嘴涝》完成后……老舍为吴组缃的新作高兴，但直言书名起得不好。”王尧感叹：“作家之间这样的直言不讳，作为一种传统在今天差不多已经死去。”[27]对于朱自清日记的研读，通过西南联大教授的交往，在这些不能再琐碎的细部，王尧发现“中国知识分子后来越来越世俗化，常常从关系出发来论是非”，但又说“既懂闻一多，也懂朱自清的王瑶说，朱先生编闻先生的全集，并不只是为了私谊”。而朱自清去世后，李广田写下了《最完整的人格》赞美他。[28]因此，王尧散文随笔并不因取材平常琐屑，就失去人格精神力量，而是发出熠熠的光辉，只有通过平凡折射出的不平凡才更显得真实有力与生动感人。
从主旨上说，王尧散文随笔立足于平实中有高尚的境界，也有神圣感，这是当下世俗化和功利化的散文随笔不能望其项背的。当前散文随笔最大的问题是格调不高、意境不远，有的还充满浑浊腐败气息，败坏和拉低人的审美趣味。有的散文写喝茶、听琴、品酒，却让拉屎撒尿充斥其间；有的以森林法则代替善良仁慈，让作品充满血腥味儿；也有的大肆渲染人性丑恶，将虚假当成生活常态；还有的用富贵心作为衡量人与事的标准，于是官本位、金钱崇拜、不平等思想充盈其间，所有这些都不利于散文发展与文学进步。王尧散文随笔往往立足高远、品位高尚、审美纯良，是温暖和光明的象征。比如《“五四”的光和影》《“我将他们视作道德英雄”》《就是为了那一点气节》《〈新潮〉：“夜猫”喊叫催黎明》等作品，都是通过日常生活的平淡叙述彰显知识、文化、思想、道德、生命、精神、智慧，以突出处于逆境、暗夜、孤寂中的知识分子的伟大追求。如王尧说：“在北京大学，蒋梦麟第一次见到了傅斯年和罗家伦。他对这两位北大‘五四’健将的印象是：‘不但善于谋略，而且各自舞着犀利的一支笔，好比公孙大娘舞剑似的，光芒四照。他们约好了好多同学，组织了一个新潮社，出版了一种杂志，叫作《新潮》，向旧思想进攻。’”[29]只由几位大学生创办的同人刊物，竟能“光芒四照”，这是最令王尧振奋和神往的。还有，王尧借费正清与费孝通的话表达在艰难时日中国知识分子的良知与品德：“我将他们视作道德英雄。”“人会死，文化是不会死的。”冰心与吴文藻认为，“巴金最可佩服之处是他的感情态度，是他对恋爱和婚姻的严肃和专一”，这在“风流”的世风之下无异于一种清丽圣洁。在《为何又是“最后一个”》中，王尧借张充和之口表示：“学问只是一项指标，学问之外，还有性灵、人格、胸襟、趣味等。这些要素，都逐渐地在当代中国人身上退化了。”“做知识分子要骨气，做文人要底气。我们现在的问题是，既做不了文人，也做不好知识分子，不伦不类的人越来越多。”“在张充和先生那里不是技艺，是文化，是艺术，是精神，是一种人生方式，是一种文化传统的延续。”[30]这不只是一种姿态，更是超越世俗后进入身心灵明的精神境界，是传统士子与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光辉的映照。
从审美趣味上说，王尧散文随笔有一种克服困难与化解苦难的内在密码，这是当今散文最难做到的。应该说，在王尧散文随笔中，贫穷、不顺、困难、挫折、误解、死亡像乌云一样跟着每一个人，特别是在战争和贫困年代，不要说广大农民、芸芸众生，就连知识分子与教授们也都挣扎在死亡线上，为生计奔波和跑防空洞的冰心、老舍、朱自清、路翎、萧红等人就是典型例子。然而，与那些悲观主义者不同，也与心中被强烈的矛盾冲突撕裂的人不同，王尧散文随笔中有一种阳光、活水、蓝天、白云、丝绸、绿意一样的美好，它们可以将身心擦亮照亮，让人有一种温润如玉与心怀在抱的感觉。对此，也可说是诗意，但更是经过苦难磨砺后的坚强、执著、知足、潇洒、自由、梦想。《李先生的文言文》写的是一个与时代格格不入，颇似鲁迅笔下的孔乙己般的乡村教书匠。王尧极力写他的穷困、孤寂、邋遢，也写他不为人尊重的无奈。然而，独有“我”母亲善待他、尊敬他、请他到家中吃饭，“我”也爱跟着他学文言文。文章写道，老先生自杀前将珍贵的清代版本《康熙字典》送给我，并说：“李先生说，身无长物，只有这字典了。”[31]在此，王尧简单几笔就将一个老先生的善良、美好、寄望刻画出来，令人感到叹惋。还有玩伴二黑子对“我”的照顾与关爱，以及他那句“我脸是黑的，心是亮的”，都如一面心镜照亮人性与世界。王尧笔下还有这样的句子：“羊吃草时的安静和猪在圈里吃草时的张扬形成鲜明的对比。”“同学情谊还在那里，是一种凝固的情谊，就像一块方糖，放进咖啡里，喝下去，多少会感觉有点甜。”“补丁是生活中无处不在的最朴素的花朵，就像田埂上长出的青草，天空中的云朵，水上的浮萍，树上的叶子，碗里的山芋。这些破布历史悠久，它可能是从祖父祖母外公外婆的衣服上拆下来的，那上面有他们的汗水、气息，有他们子女的尿屎，有他们从泥水中穿过的月光、打谷场上的尘土和风雨中流淌的泥浆。我们都是穿着有他们的补丁的衣服在地上奔跑的。”“当你觉得还有更贫困的生活时，你的心里会稍微发生变化，会在自己的贫困中体会出些微的美好。”“在那些困难的日子里，有人问你吃饱了吗，你会觉得是那样的温暖。”“只有家常化了的东西才更接近于生命的本质。”“世界上总有温暖，衣服单薄，我们凑在灶膛口取暖……我看到了烧黑的煤油灯捻子，灶膛红彤彤的火苗。”“夕阳从树的枝叶的空白处漏到青苔里。我喜欢在这个时候停下来，踩一踩青苔里的夕阳。”“现在再去看太湖，我喜欢从湖中看自己的眼神。”[32]这些句子仿佛是来自内心的阳光，能穿透历史、生活、人性、生命的障壁，使王尧散文随笔有一种灵心化境，读之让人身心俱轻、宠辱皆忘，又有难以言说的美感滋味。
从叙事风格上说，王尧散文随笔平中见奇、常中有变、晦里透明，极得奇正之趣。像生活本身一样，王尧散文随笔多写日常生活的片断点滴，有时甚至像在翻阅陈旧的书页，让人想到普鲁斯特的《追忆似水年华》，其间，有尘埃般的飞扬，有光影闪烁，还有意识与潜意识流动，阅读极需要耐心细心。换言之，读王尧散文随笔要在心心相印、心灵对语、灵魂贴近的基础上，那是经过苦难漂洗后的心境清明，也是对美好生活与理想的渴念。不过，另一方面，如读者细心阅读会发现，王尧散文随笔不时有新奇出现，也可说是处处有新奇，这离不开发现之眼和慧眼识珠。比如，《我在未名河的北岸》写庄前那条河：“我在后来的文字和表述中，模仿北京大学的未名湖，称它为未名河。”“在水乡，游泳就是走路。”“一个人一生中最灿烂的微笑出现在新人的脸上，此时此刻再暴躁的新郎都是那样温和，即便长相不出众的新娘也灿若桃花。人们看新娘的长相，也看娘家的陪嫁。”“他们的‘不知道’和‘知道’，困扰了他们这一代，也困扰了我们这一代以及比他们和我们更年轻的一代。——我在‘不知道’和‘知道’中离乡又返乡。”[33]这些句子不论是内容还是语体抑或是表述以及文字，都有新奇，这也是王尧的发现，犹如爆米花，也像五颜六色的花朵在春天绽放。如上面这一段话中，有“他们这一代”“我们这一代”“更年轻的一代”，以及“不知道”与“知道”，还有“离乡”又“返乡”，这看似文字游戏，实则充满机趣，也有着代际差异下的文化思考。值得注意的是《气功叔叔》一文，这是一个关于“平常”与“新奇”相互映照的独特文本。一方面，王叔叔多才多艺、兴趣广泛，但却不断变幻、没有定性与常性。他开始喜欢书法，后来爱上针灸，之后又专注于气功，再后来则从事养殖，而且在每项事情上都有成绩。于是，王尧说：“王叔叔是个不甘后进的人，他一直往潮头上靠，这是他的过人之处。也许在我们看来，王叔叔的这些努力或许有些可笑，也微不足道，但他自己充实了。他活在他自己想做的事情中，真实也好，虚幻也罢，这是一种幸福。”由此，王尧还概括说：“乡村散落了许多文化人，他们没有机会表现，甚至也没有坚持下去的理由。做与生计无关的事，才是真兴趣，但兴趣往往被生计磨损了。”[34]这样的乡村中的人与事，以及作者的理解与体悟都很新鲜，也颇有启发性，读来令人耳目一新。还有，作品写王叔叔爱笑，并且喜欢大笑，不论是做事前后都要大笑，作品共写了他的九次大笑，于是一个纯粹、自信、仗义、善良、有趣的灵魂展露无遗。
平中有奇、旧中有新、常中有变、慢中有快、忧中有乐、泪中有笑、庸常中有神圣，这是王尧散文随笔的叙事特点，也是其意味深长的审美风格与价值所在。阅读王尧的散文随笔，就像面对水平如镜的一潭湖水，我们既可好好欣赏经过沉淀后的宁静从容，又可想象潭底的波澜汹涌，这是一个立体、动态、丰厚、悠然的神奇文本。
由中国传统、中国乡村、中国心、中国文脉、中国文心开始，进入城乡以及更大的空间，尤其是接受世界文学与人类文化特别是现代化的熏染，王尧散文随笔获得了一种新的发展的可能性。其围绕“中国的问题”意识形成具有探索性、创新性、前瞻性的思考，于是，传统的“文心雕龙”被重塑为更具中国式现代化特点的文心绽放。这也是为什么在王尧散文随笔中，古今中外贯通、中国传统文化特色鲜明、文史哲融汇、天地人心合而为一、对人性之美好充满向往。这是属于博大、自然、自由、洒脱、性灵、儒雅、进取的文学风貌。仅以文体为例，王尧散文随笔继承了中国文章的优秀传统，又得西方随笔之助，将记事、抒情、说理、议论等熔为一炉，再吸收小说、学术研究等文体的优势，以创作出更具现代意识的“新人文”“文人散文”。至于王尧散文随笔的“神韵”则具有更内在化的特点，是支撑其“新人文”“文人散文”的坚实基础和内在品质。
注 释
[1] 王尧散文随笔作品较多。在2021年至2023年这段特殊时期，王尧集中出版了三部散文随笔集，分别是《时代与肖像》《我们的故事是什么》《日常的弦歌：西南联大的回响》。我曾在《当代作家评论》2011年第1期发表《忧思弦上发清音——谈王尧散文随笔的精神旨趣》一文，本文主要研讨王尧出版的三部近作。
[2] 吴周文：《“新人文”姿态与“中国问题”的文学话语——王尧学者散文论》，《当代作家评论》2021年第1期。
[3] 张福贵：《王尧文人散文的历史叙事与个性风格》，《文艺争鸣》2023年第1期。
[4] 周润健：《“让每个中国人都有‘家’可回”——冯骥才谈古村落保护》，新华网2015年4月30日。
[5][6][7][10][11][16][17][18][19][31][32][33][34] 王尧：《时代与肖像》，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21年版，第117、126页，105、167页，43-44页，169、188-189、187页，235-236、239、246页，82页，9-11页，30、32页，162页，69页，130、77、85、107-108、145-146、175、247、249页，117、121、190页，101-102、96页。
[8][21][23][24][27][30] 王尧：《我们的故事是什么》，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2022年版，第15页，30、41页，203-204、206-207页，57页，109-110页，67、80、10、178-179页。
[9][20][28][29] 王尧：《日常的弦歌：西南联大的回响》，译林出版社2023年版，第179页，159、183-184页，174、185页，208页。
[12] 邹建军：《文学地理学批评引论》，武汉大学出版社2023年版，第37页。
[13] 如陈世骧《中国的抒情传统》、王德威《抒情传统与中国现代性：在北大的八堂课》，参见盛慧：《当“抒情传统”进入现代文学研究话语场——王德威“抒情传统”论之学术范式的确立》，《现代中国文化与文学》2019年第3辑；王宇林：《抒情传统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以陈世骧、王德威、陈国球为中心》，苏州大学2018年硕士学位论文。
[14]王兆胜：《不能简单地将散文当“诗”来写》，《光明日报》2018年5月15日。
[15] 林语堂：《说斐尼斯》，《无所不谈合集》，《林语堂名著全集》（第16卷），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454页。
[22] 林语堂：《论情》，《林语堂散文经典全编》（第2卷），九洲图书出版社1998年版，第324-325页。
[25] 王兆胜：《林语堂大传》，作家出版社2006年版，第236-240页。
[26] 参见王兆胜：《国体散文与观念变革》，《文艺争鸣》2021年第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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