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鲁迅研究早期开始，人们更多关注的往往是其文学成就，是其创作中所呈现出对中国传统文化批判的深刻性和建构现代中国文化的远见卓识，例如其概括的“精神胜利法”和“立人”思想等，而较为忽视鲁迅的学术研究成就。即便有关于鲁迅学术思想的研究，也大多从属于其文学成就研究——或以此说明鲁迅取得伟大文学成就的原因，或以此说明鲁迅的思想深刻与其学识渊博之关系。在很长一个时期，无论是鲁迅研究界抑或古代文学研究界或其他研究领域，基本上都没有把鲁迅视为学术大师，有关他与20世纪中国学术体系建构与转型关系的研究自然更加缺乏。
    “学者鲁迅”长期缺少应有评价
    其实早在20世纪30年代，蔡元培、胡适、周作人、赵景深和郑振铎等一些学者，对于鲁迅的学术成就都给予特别肯定，只是这种肯定在当时的历史语境中被有意无意忽略而已。更值得注意的是，当时学术界对鲁迅的学术研究成果（除了其中国古代小说研究外）基本上持忽视或置之不理态度。这一方面与鲁迅的文学创作光芒过于耀眼遮蔽了其学术研究成果有关，一方面也是由于1949年前的中国学术界大师频出，成果层出不穷；而鲁迅后期将主要精力投入文学创作，较少介入学术活动，其学术成就不能获得应有的评价也就不难理解。
    仅就著述数量，鲁迅的学术成果确实不多，但仅凭《中国小说史略》这样开创性的成果，已经可以确立他在20世纪中国学术史上的地位，对此不应有任何疑义，而且鲁迅在当时就已获得胡适、蔡元培等人的高度赞美。仅就中国小说史研究而言，尽管鲁迅之后不知出现了多少中国小说史方面的著作，但至今尚未有谁的研究被学术界公认已经超越鲁迅。
    尽管鲁迅没有完成那部预计的文学史，但从《中国小说史略》和《汉文学史纲要》等论著中，已显示了鲁迅对于中国文学发展所做出的宏观判断和理性思考，很多观点今天也远未过时。所以，仅凭现有鲁迅对于中国学术史作出的贡献和学术思想，就可以确认鲁迅在20世纪中国学术体系中拥有他人无法替代的地位。
    尊重鲁迅在现代学术史上的地位
    个人认为，如果要实事求是地评价和确立鲁迅在20世纪中国学术史上的地位和独特价值，至少要认真考察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是鲁迅与传统国学以及与同时代学术大师之间的关系。鲁迅作为“章门弟子”而主要从事新文学创作，无论是其文学史研究还是对汉字源流的考察，都明显带有章太炎治学风格的痕迹。至于其对魏晋文学及文人风貌的考察，更是和章太炎一脉相承且又有发展深化。此外，与鲁迅同时代学者又是如何评价鲁迅，鲁迅又是如何看待他们，这些都是鲁迅与中国学术发展之间的关系。
    其次是全面阐释鲁迅的学术道路和学术理念对20世纪中国学术转型的影响。应该关注鲁迅的学术研究是如何在中西文化交流背景下展开，鲁迅对外来和传统学术资源又是如何借鉴吸收和改造，并如何基本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学术思想体系的（对此学术界似乎仍有不同看法）。其实，鲁迅在其中国文学史研究过程中所提出的一系列概念和基本的框架设计、文学类型划分甚至对原始资料的搜集及考证方法等，都对整个20世纪中国文学史的撰写影响十分巨大和深远，其研究确实属于开创性和填补空白的，仅此就足以使“学者鲁迅”的形象得以确立。此外还应分析鲁迅的学术道路选择怎样影响中国现代学术体系之建构以及二者的双向互动关系，同时注意将鲁迅同胡适、王国维、陈寅恪、郭沫若、顾颉刚、郑振铎等学者进行比较研究，以显示出鲁迅独特的学术研究方式和学术精神对20世纪中国学术体系建构的影响。研究“学者鲁迅”形象如何被“文学家鲁迅”形象遮蔽、近年来又如何由模糊变为清晰，鲁迅的治学如何与其创作互相影响并相辅相成，并进而举一反三对其他更多个案进行研究，这些都是现代学术史研究的重要课题。至于鲁迅的学术研究因其辉煌的文学成就以及其他因素长期受到遮蔽和忽视，这本身也是一个值得探讨的学术问题。
    再次是探讨20世纪中国“鲁迅学”的兴起对现代中国学术的影响，总结鲁迅学术思想对21世纪中国学术建设的意义。一方面，鲁迅独特的治学理念和思维方式，以及从中外学术资源中汲取精华的过程值得研究，并要将其置于20世纪中国学术体系建构的宏观背景下进行梳理，更要建立在跨学科的综合性研究之上。还要对鲁迅的从教历史和执教特色给予关注，对鲁迅的文学创作从学术层面上给予观照，这其中也包括对鲁迅的翻译理论与实践以及美术思想等方面的观照。另一方面，从鲁迅的学术地位之变化以及在全部鲁迅研究中所占地位可以反思当代中国学术发展的经验教训，为繁荣中国学术研究提供借鉴。在这方面，将中国古代文学及语言研究界、中国比较文学研究界、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界以及更为专业的鲁迅研究界对于鲁迅研究中一些关键节点和有关学术观点的认识进行多方位的比较，也是一个很有意义的话题。
    如今，不再依靠其辉煌文学创作成就的“学者鲁迅”形象，正在主要凭借其学术成果和学术研究特色，在真正专业的学术眼光注视下，接受真正学术意义上的严格评判并已经得到很多学者的认同。其在中国现代学术史上的开创性和独特地位也因此得到了确认。
    （摘编自《中国文学批评》2017年第2期）
    （作者系杭州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