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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朝敏的小说新作《鹦鹉》可以看作是她早期“庙村故事”的沿续和发展，故事同样发生在四面环水、与陆地隔江而望、相对孤绝于世的岛上。作为朱朝敏的成长空间与文学空间，“江心洲岛”虚虚实实，但其共同的特点都是与世隔绝，风景秀美，古风蕴藉，文气沛然，是一个桃花源般的所在。在《鹦鹉》里，它是孤岛（长江中下游交界处的江心第一大洲岛）的小南浦沙洲。小岛充满了盎然的诗意：“春天是它的高光时刻。灿烂无垠的油菜花挨挨挤挤地燃烧，在小南浦铺呈明黄的花海。它们在岸畔与芦苇携手，黄碧穿插交接，沿着坡路逶迤，簇拥岸畔，倒映于江水下，花影相衬，幽梦随影，天地倏忽间通透、明澈。接着，桃杏红麦子黄棉花白无尽蔓延，从肉眼直抵心胸……”岛上的人们保留着耕读传家的古朴生活方式，恪守传统伦理道德，这主要体现在武舅舅一家人身上。武舅舅是养子，饱受为人偏狭刻薄的养母四外婆虐待，不仅挨打挨骂是家常便饭，还被四外婆赶出家门自谋生路。武舅舅却生性良善，勤劳致富，收留了逃难的女人杜娟为妻子，生下几个儿女，白手起家将小日子过得红红火火。养母四外婆虽一直苛刻待他和儿媳，他们对晚年的四外婆却毫无怨言，孝顺有加。朱朝敏在《鹦鹉》中重返“江心洲岛”，并不是只想脱离当下现实，塑造一个如沈从文笔下的边城一样的田园牧歌式的世外净土，而是从孤岛出发，讲述一个离乡的“进城”故事。 小说的中心人物武俊哥哥，是武舅舅的儿子，一个品学兼优的农村青年，更重要的是，他身怀远大抱负，带着出人头地的野心与梦想，执意离开家乡小南浦沙洲，到更大的地方去闯出一片天地。除了自己发愤读书，从农村、县城、宜昌市到省城，武俊一步步的上位史，也与他的“聪明机灵”，以及一位位女性分不开。从借住县城“我”家，“我”母亲作为长辈对他的呵护照顾，到宜昌的亲戚琴表姐对他的帮助提携，他得以学业有成，并实现了从农村“鲤鱼跳龙门”，在宜昌这座城市里有了不错的工作，在单位平步青云并交往了年轻貌美的城市女友。为实现更大的野心——调往省城，武俊疯狂追求省城一位出身高干高知家庭但离过婚、无法生育的女性，他通往省城的跳板是借助婚姻，通过无爱的婚姻实现了调往省城的目的。到省城武汉后，他又利用妻子的家庭和人脉，下海经商并发了大财，最终实现自己“出人头地”的梦想。 在“乡下人进城”模式的文学书写中，与城市女性结婚是优秀农村青年克服身份焦虑、融入城市生活的一个确证。更有甚者，借助与比自己地位高的女性联姻所带来的资本，作为自己权力欲望之路的跳板和阶梯，并由此获得金钱与地位这样雄心勃勃的野心家的形象，在中国乃至世界文学图谱中并不鲜见：《红与黑》里的于连·索黑尔，路遥《人生》中的高加林，李佩甫《城的灯》中的冯家昌，刘庆邦《红煤》里的宋长玉，须一瓜《雨把烟打湿了》的蔡水清……他们和武俊一样，都曾是在乡村长大的纯朴善良的青年，为了在城市站稳脚跟，或主动或被动地适应社会的种种明暗规则，追名逐利，赢得世俗意义上的成功，最终有的走向迷失甚至毁灭，有的被打回原形重返家乡。 在表现人物命运上，《鹦鹉》采用了独到的“多声部”的叙事手法：多人交叉自述的叙述视角，以及首尾呼应的叙事结构。《鹦鹉》主要采用了第一人称“我”的叙述视角，贯穿小说始终。在小说的前半段，主要通过“我”的视角来讲述武俊求学、离乡、留在宜昌工作的经历，到了小说后半段，“我”再也没有见过武俊，而是通过琴表姐、武俊姑姑、武俊前女友马丹、“我”母亲等人物多次出场交叉讲述，彼此交错又相互照应，现在与过去时空交织，共同推进故事的发展。在众人不同角度、分割的交叉讲述中，形成相互间的指涉，如拼图般完整呈现了武俊的命运走向与人物形象。 通过琴表姐、武俊姑姑的讲述，当读者几乎肯定武俊就是当代的于连，一个为了甩掉过去、向上攀爬而忘恩负义的“凤凰男”时，作者的笔锋突转，在武俊前女友马丹的讲述中，武俊却并非流言中那个负心的陈世美，而是因为马丹怀孕后被查出患有神经纤维瘤，她隐瞒了自己的病情并提出分手，被冷落的武俊才去追求省城女人。而“我”母亲的叙述则揭开了小说前面铺设的一个谜底，即武俊离开家乡永不回头的重要原因，原来是他很信任的“我”母亲，因听到别人的闲话与他理论，是不是他推他的婆婆到堰塘里以致于淹死，这使武俊受到了最大打击，哪怕他母亲失踪也没如此令他伤心，从此“他对孤岛和孤岛上的亲人彻底寒了心。那时，他下决心要摆脱那里……”武俊究竟是爱财如命、不择手段，还是善良未泯，不得已而为？作者没有评判，而是将前后几重声音叠合、对照，把判断的权利交给读者，让读者去思索。 作者没有将武俊这样的进城青年、“凤凰男”放置城乡二元结构的书写中作为一个简单的社会问题的符号，更没有将其污名化、漫画化，她无意去指责离乡背井、努力挤入大城市的“武俊们”，也没有将其放入“对与错”“善与恶”的二元对立中去批判。作者以对人性的洞悉，对武俊怀着深深的同情与悲悯，正如小说中武俊自称：“穷酸人家的孩子，要证明了不起是个好人，必须拼命。”武俊走入歧途，又仅仅只是大城市和权力欲望对他的扭曲和异化么？作者并未一味批判都市文明，而是直指乡土世界、人心人性的复杂与幽微之处。 小说中反复出现的“鹦鹉”意象，正是武俊人生命运的隐喻。首先，在中国古典诗词中，由弥衡的《鹦鹉赋》开始以鹦鹉为怀才不遇者的象征。祢衡叹其“性辩慧而能言兮，才聪明以识机”，哀其“徒怨毒于一隅”，借鹦鹉抒发空有一腔热血才学却壮志难酬之感，这也是少年时期那个热切渴望“出人头地”的农家子弟武俊的写照。其次，鹦鹉又因为巧舌能言被锁置金笼，落得个聪明误身的悲惨处境。唐代裴夷直的诗歌《鹦鹉》写道：“如今漫学人言巧，解语终须累尔身。”白居易的《红鹦鹉》亦有“文章辩慧皆如此，笼槛何年出得生。”还有黄滔的《钟陵故人》“唯爱金笼贮鹦鹉，谁论铁柱锁蛟龙”皆是对鹦鹉处境的悲叹。鹦鹉因聪慧伶俐寄居于朱楼绣户中，依靠能言的本领，成为笼中宠物，虽然是黄金做的鸟笼，它们付出的却是失去自由的代价。尽管它们不愁吃喝，过着锦衣玉食的生活，但已失去了生命中最宝贵的自由精神，内心空虚、痛苦。正如小说中武俊的结局，那段名存实亡的无爱的婚姻，以及婚姻带给他的权势、地位、财富、名利就是他黄金的囚笼，他甘愿被困其中，最后，更因涉嫌欺诈，难以避免牢狱之灾。由鹦鹉意象而及人，将早年那个意气风发、聪颖过人、自由飞扬的少年武俊，与他后来如同笼中之鸟般失翅难飞的境遇，形成强烈鲜明的对比，更突出了悲剧的意味。 在故事的明线即武俊这样的农村青年“进城”之外，小说中还有一条暗线，即武舅舅这样的农村老人“进城”。武舅舅老伴失踪，到省城投靠儿子，但并没有因儿子飞黄腾达而如外人想象般过上舒心享福的生活。老家和田地都卖了，无法回到乡村，但大城市的生活让他无所适从，他闲得发慌在一家养老院做事，却处处不适应，被看成是多余的人，从工作岗位上退出后，更过早地患上老年痴呆症。作者在文学书写中也敏锐地关注到进城农村老人的现状，与子辈青年人相比，他们更难以融入城市，离开了土地的他们，面临着劳动价值的衰落、情感价值的失落、及社会价值的虚弱等种种困境，“老年痴呆症”这一疾病，正是进城后老人精神危机的隐喻。 融不进的城市，回不去的乡土。与“乡下人进城”文学书写中常见的“离乡-返乡”模式不同，《鹦鹉》里武俊走上了一条“离乡-不归”之路。他发达后，为母校校庆捐款三百万，但只通过视频祝贺，人却不来，“彻底不回头”。朱朝敏曾在《十个散文问题》中直言现在某些散文中水墨画般的乡村，并非真实的乡村，“在‘既然乡村那么好，为什么不回到乡村’的质问中，每个写者都应该掂量出其中的潜台词：虚化的记忆或想象改版了乡村真实面目”。她提到其中部分原因：“乡村中的肉体与精神的双重贫困，人性中丑恶与良善的对抗，时代变迁留下的创伤后遗症……”这是当下农村问题的症结，也是作者在小说中直面的问题。这大概也是作者给武俊的故乡沙洲起名“南浦”的原因。“南浦”是中国古典诗词中一个常用的意象，从屈原的《九歌》“与之交手兮东行，送美人兮南浦”，到江淹的《别赋》“春草碧色，春水绿波，送君南浦，伤如之何”，“南浦”泛指送别之地，饱含着离愁别情。《鹦鹉》中的“南浦”美则美矣，却是送别地，武俊一家人最终道别故乡，不再回来。这似乎也是作者为乡土农村写的一首挽歌，那以农耕文明支撑的乡土社会，那田园牧歌般的乡村，终是要与我们道别了，它们只存在于古典诗词中，存在于人们的记忆里，如同心灵后花园一般，抚慰现代都市中寻找家园的疲惫灵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