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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利玛窦的改变 很少人注意到，利玛窦早期和后期对中国官话的标写是有差别的。利玛窦在广东时，曾与意大利传教士罗明坚（M. Ruggleri，1543-1607）合编了《葡汉词典》（成于1584-1588年之间，当时未出版）。此书音系上最重要的特点，是梗、曾、臻、深摄阳声韵尾一律记为-n尾，即  不分（杨福绵1995）。差不多同时，他们还合作写了注音文章《宾主答问释疑》，其中江、宕、梗、曾摄阳声字的韵尾多记为-n而少作-m，⑦臻、深摄同，通摄则多记为-m而少作-n，山、咸摄只记-n。此外，各摄字都常不记鼻音韵尾而用鼻化符号（古屋1991）。下文我们将证明：明末清初南方官话清楚区分 ，与南京方言不一样。罗氏、利氏在广东是怎样学到前后鼻音不分的“官话”，目前还是个谜。罗明坚1579年来华，最初学中国话是在澳门。1582年底进入内地，基本上在广东肇庆，曾去过浙江绍兴和广西桂林，时间非常短，没到过南京或其他江淮方言区。他大约没学过广东的方言，再说澳门和肇庆的方言是粤语，或者加上客家话， 也不混，所以可以确认，《葡汉词典》和《宾主答问释疑》的合并不会与粤、客等方言的影响有关。⑧我们有一个目前未能证实的推想：罗氏在澳门和肇庆得知中国官话的代表是“南京官话”，于是跟居住在当地的南京人学中国话，结果学到的是不分的南京方言，但他自己还以为是标准官话。⑨利玛窦来华晚罗氏四年，在罗氏1588年回欧洲前的几年里，一直跟随罗氏。利氏最初学中国话也在澳门和肇庆，从两人合作的《葡汉词典》和《宾主答问释疑》看，利氏学的也是 相混的“官话”，他也和罗氏一样，把这误为标准的中国官话。显然，他在到北京之前，一直说的就是这种“官话”。这样，在1600年，他相信那个男孩说的前后鼻音不分的南京方言就是地道的中国官话，是很自然的。但是，在利玛窦到北京后写的注音文章《西字奇迹》（1606年出版）里， 却分别得非常清楚（罗常培2008：187—280），这才符合标准官话的特征。联系上文，我们确信，利氏到北京一段时间以后就知道南京方言不是中国官话的标准了。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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