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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耳目资》在声调描写上的局限 然而，我们在讨论《耳目资》的声调时，需要重视一个事实：金尼阁不大能把握汉语的声调。金氏说：“音韵之学，旅人之土产；平仄之法，旅人之道听。音韵敢吐，平仄愿有请焉。”（《耳目资》上册144—145页）众所周知，母语没有声调的人在学习汉语时最不容易掌握的就是声调。诚然，外国传教士中也有能辨声调的。“平仄清浊甚次，敝友利泰西首至贵国，每以为苦。惟郭仰凤精于乐法，颇能觉之，因而发我之蒙耳。”（《耳目资》上册145页）利泰西即利玛窦，郭仰凤即郭居静（P. L，Catfino1560-1640）。《札记》也提及郭氏是个音乐家，能分辨汉语的声调，利氏及金氏使用的五种声调标记主要是由他创制的（《札记》336页）。可惜的是，郭氏除1598年随利氏短暂地去过一次北京外，从未在中国北方生活过。1600年利氏北上，把南方的教务尽付郭氏，从此郭氏未离开过中国南方。郭氏分辨汉语五声，不可能以通行于北方的官话为基础，而大概是依据南方官话，或者是直接依据江淮方言。金氏写《耳目资》时，郭氏不在他身边，无法为他鉴定北方官话的声调。 不过，《耳目资》中不止一处有对声调调值的描写，如：“中华用手，余亦用手：清平不高不低，恰居其会，在中指；去声极高，在巨指；浊声极低，在小指；入声次高，在食指；上声次低，在无名指。”这个充满中国传统特色的“指掌图说”描述得如此确凿明晰且生动有趣，与前引金尼阁“愿有请焉”的谦虚态度显得互相矛盾。我们认为，他的谦虚是真实的，他分辨声调确实有困难，而书中对声调的描写并非他本人所为。众所周知，金氏写作《耳目资》得到多名中国学者（如陕西泾阳人王徵、河南新安人吕维祺等）的帮助，他所“请”的自然首先是他们，《耳目资》中肯定有一部分论述出自这些人之手。既然金氏对声调没有把握，而他又希望书中对汉语的声调有所描写，那么这一部分内容就应是他请中国助手代笔的。 总之，我们认为，金尼阁著《耳目资》，对声、韵母的设置和字类划分胸有成竹，但在声调方面很大程度上依靠参与《耳目资》编撰的中国助手们。中国旧时的文人编韵书有一个毛病：喜墨守旧韵书。《耳目资》的声母和韵母是由金尼阁主导的，没有这个毛病，而声调就有。例如古全浊上声字，《耳目资·列音韵谱》基本上列于上声，再逐字加上半圈标志来表示实际读作去声。其序中说：“盖因多字之音，古今不同。假如‘似’字古音为上，今读为去。音韵之书从古，愚亦不敢从今，故表以半圈指之。”这样的处理和表述，更像是受“古”的影响很深的中国文人而非一个学习汉语的外国人的风格。 如果这个推想不错，则此书的入声调应当也不是金尼阁本人处理的。很容易理解，即使当时官话的入声字在实际口语中分不同的调，但要叫中国文人来处理，他们多半会依照传统，处理为一个调。而且在这种情况下，金尼阁还未必能看出问题来。于是就有以下疑问：《耳目资》只有一个入声调，是否有可能并非当时官话基础方言的真实情况？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