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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麦耘（1953-），男，广东广州人，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研究员，研究方向为汉语方言学、汉语史等（北京100081）；朱晓农（1952-），男，浙江乌镇人，香港科技大学人文学部副教授，研究方向为演化音法学、汉语史等（香港九龙）。 内容提要：有些学者主张明代的官话是以属于江淮方言的南京话为基础方言，主要是根据一些文史资料。文章认为这一观点难以经受历史比较的检验，也难以解释另一些文史资料。同时还对某些关键的文史资料作了重新解释。文章认为，南京官话在当时确有较高声望，但仅限于南方某些地域；且南京官话是中原书音在南方的地域变体，而不同于南京方言。“南京话为明代官话基础”的主张者为字面所迷惑，混淆了作为书音一支的南京官话与作为江淮方言一种的南京方言。当时具有全国声望的官话是河洛话。要解决官话基础问题，不能单凭文史资料作判断，而要靠语言本体研究，尤其是历史比较研究。 There is a widely held view that, according to an interpretation of certain historical records, the standard speech in the Ming Dynasty was based on the Nanjing dialect. This paper, based on the comparative studies and newly found historical records, rejects the above 'Nanjing standard' point of view. Some crucial historical records are reexamined and new interpretations are proposed. This paper claims that Nanjing dialect as a kind of Jianghuai dialects could not be the base dialect of the standard speech in Ming dynasty, and it was distinct from the mandarin at Nanjing. The standard dialect with countrywide reputation was Luoyang dialect at Zhongyuan. 关 键 词：南京方言/江淮方言/明代官话/南京官话/中原书音/语言声望/历史比较Nanjing dialect/Jianghuai dialects/Mandarin in Ming dynasty/Mandarin at Nanjing/Zhongyuan literal pronunciations/the language's prestige/the comparative method 1引言 1.1元代汉语正音基础的不同观点 王力（1980：37—38）认为，北京作为首都，其政治影响决定了北京语音自元代至今六百年来一直是汉语的“正音”。 李新魁（1962）提出，元代的共同语音是洛阳音。他后来进一步论证，从东周开始，直到明清，洛阳一带的语音，即“中原之音”、“河洛之音”，就一直是汉语共同语的标准音，而北京音迟至清中叶以后才逐渐上升为“正音”（李新魁1980）。 杨耐思（1981）指出，元代共同语音通行于北方广大地区。他认为不能指出特定的地点。 1.2明代官话为江淮/南京方言说 最早为“明代官话的基础是江淮方言”这一观点提供语言本体证据的，可能是远藤光晓（1984）。该文指出，在朝鲜学汉语课本《翻译老乞大·朴通事》的谚文注音“右侧音”中有两种入声，以元音不同互补分布，其初应为一类入声。他由此推测，在中国的明代，属于下江官活（即江淮方言）的南京话可能占有标准音的地位。 鲁国尧（1985）举出了一个文史方面的证据。明代来华的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M. Ricci，1552-1610）的《利玛窦中国札记》（以下简称《札记》，何高济等中译，中华书局1983）中有一则记载：1600年，传教士们跟随一名太监从南京赴北京，中途那个太监与他们分手，送给他们一个口齿清楚的男孩，这个男孩能教给不熟悉中国话的西班牙传教士庞迪我（D. Pantoja，1571-1618）以“纯粹的南京话”（《札记》391页）。鲁文据此提出，作为江淮方言的南京话或许即为明代官话的基础方言。 杨福绵（1995）赞同鲁国尧（1985）的推断。他发现，《札记》中利玛窦最初用意大利文写的这一段，是说那个男孩可以教给传教士“地道的中国话”，是比利时传教士金尼阁（N. Trigault，1577-1629）在把利氏的手稿翻译成拉丁文时，改成了“纯粹的南京话”。杨福绵认为，这表明“纯粹的南京话”等于“地道的中国话”，即标准的中国官话。 张卫东（1991）从两个方面来研究这一问题。语言本体方面，他拿金尼阁的《西儒耳目资》与现代江淮方言作比较，认为《西儒耳目资》的音系与江淮方言接近。文史方面，他用威妥玛（T. F. Wade，1818-1895）《语言自迩集》（以下简称《自迩集》，张卫东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的材料。威氏说：在19世纪40年代，“没有人把北京话作为写作对象，而各种表音法都声称描写的是南方官话”，而“南方官话”以“南京官话”为代表（《自迩集》14页）。张卫东（1998b）据此判断，直至清代后叶，南京话仍然是官话的标准，并把北京话取代南京话、获得官话标准音地位的时间定在1850年前后。 鲁国尧（2007）找到了新的证据。西班牙传教士瓦罗（即万济国，F. Varo，1627-1687）的《华语官话语法》（17世纪后叶编撰，1703年出版，以下简称《华语》。姚小平中译，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3年版）使用罗马字拼音记录清初的汉语官话音，他极力推崇“南京话”，声称“我们的词表完全是根据南京话来编的”（《华语》181页）。鲁国尧（2007）根据这一材料，进一步认为自己的观点是“铁证如山”；他同时把南京话为官话基础方言的时代从原来说的明代改到了明末，实际上包括清初。 何九盈（2007）引用许明龙（2004）的材料也为此观点提供了支持。旅法中国人黄嘉略（1679-1716）于18世纪初在法国编写了《汉语语法》和《汉语字典》，提到“最佳的官话发音是南京”（许明龙2004：150）。不过何九盈本人的观点近于王力（1957），认为近代官话在性质上是北京音。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