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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地域与语言观念 万济国说他描写的是“南京话”，言之凿凿。但是，他一直在福建传教，从未去过南京和中国北方，《华语》就写于福建，由他的弟子、也一直在福建传教的皮诺埃拉（P. Pinuela，1650-1704）整理后刊于广州。万氏所言“南京话”是否可能仅是南方官话而非流行于全国的官话呢？鲁国尧（2007）作了这个设问，然后马上给出否定的回答，理由是利玛窦和金尼阁都到过北方。上文指出金氏并不以南京话为标准官话，而利氏的这种观念也只限于其早期，即到北方之前。如此，鲁国尧的理由就不成立了。 一百多年以后，中国的语言和语言生活都发生了大变化，但威妥玛所批评的几位前辈（《自迩集》14页）的情况同样与地域有关。19世纪上半叶来华的外国人确实都以“南方官话/南京话”为中国官话的正音，其原因正如何九盈（2007：145）所指出的，是由于在鸦片战争前，他们只能在中国南部活动和学习汉语。莫里逊（即马礼逊，R. Morrison，1782-1834）和威廉姆斯（即卫三畏，S. T. Williams，1801-1884）一直只居住和往来于澳门和广州，应该是跟广东人学的汉语。（11）麦赫斯特（即麦都思，W. H. Medhurst，1796-1857）在鸦片战争前主要在南洋（那里的华人使用的中国官话也应是南方官话）活动，来中国也只能在广东、福建等地走走，40年代才到上海。他们学的、用的官话都是南方官话，自然认为中国话以南方官话为准。 埃德金斯（即艾约瑟，J. Edkins，1823-1905）于1848年来华，其初十多年都住在上海或宁波，1860年往山东，1863年定居北京。他在A Grammar of the Chinese Colloquial Language里说“南京官话在更大范围被理解”（转引自《自迩集》14页），而此书是1857年、即他北上之前初版的。（12） 威妥玛与以上几位不同，他在鸦片战争的炮声中来华，第一站就是北京，50年代中期开始长驻北京。他一开始学的汉语就是北京话；他自己说，他的汉语老师应龙田是北京人（《自迩集》10，15页）。 在政治中心所在的北方，北京话成为官话“正音”的年代有可能早于张卫东所说的1850年；在威妥玛提到的19世纪40年代，南方官话的势力大约只是在南方一些地方尚未消退而已。即使在1850年以后，南方的很多读书人仍不承认北京话的正统地位。直到1892年，福建人卢戆章写《切音新字序》，还提议以“南京话”为“各省之正音”（此时他的生活环境限于家乡和新加坡，后来他有机会北游，至1905年写《中国新字北京切音合订》时已改主北京音）。正如“长白老民”《推广京话至为公义论》（1903年）所言，甚至20世纪初，不少“南人”还是“惟江南为正音”（张卫东1998b）。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