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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结语 现在来追究一下闽语文读音的来源，大家都同意基本上文读音的起源是由于科举制度带来的（19）。李如龙（1996：55）指出：“闽方言形成之后，赶上盛唐中古音的强大影响，各地闽方言的文读音显然是广韵音系覆盖的结果。”丁邦新（2007：2-3）的序言中指出： 在中国历史上首开科举是隋代的事，正好隋仁寿元年（601年）陆法言《切韵》成书。唐代沿袭《切韵》的孙愐的《唐韵》非常盛行。王国维《书蒋氏藏唐写本唐韵后》说：“唐人盛为诗赋，韵书当家置一部，故陆孙二韵，当时写本当以万计。”相信当时南北两大方言的所谓标准音就随着科举跟韵书而流行（丁邦新1995），既有实际的需要，又有完整的系统。这些标准音进入大多数方言就成为文读音。 标准音产生改变，或者以邻近的大都市通行的方言作为标准音，或者民间找不到说标准音的读书人，而从文化较高的城市找来的师傅说某一种方言，这种种原因都可能造成声韵各异的文读音，而一千多年以来标准音虽然改变却又总是存在。因此“优势语言”可能有各种不同的来源，造成文读音的层次，而读书、科举、官场的需要则成为推波助澜的动力。至于白话音，则因为移民群先后的混杂，也可能造成不同的层次。 我引用这一大段文字主要是说明闽语文白层次造成的原因，以及跟世界上其他语言比较起来为什么独特。 在白话层里又因移民群先后的原因，留下早晚层次的痕迹。近年来陈忠敏（2002）、梅祖麟（2001）还讨论吴语跟闽语层次间的对应，以及鱼虞有别的层次属于古江东方言的现象。古江东方言就是丁邦新（1995）所说的《切韵》时代的金陵音系。 汉语方言里整体文白异读的现象并不一致，官话、吴语、晋语、客家话、赣语、湘语、粤语大体跟北京音一样，文读未必是读书音，而是一种口语，时间或早或晚。当两种白话音融合的时候，用其中一种强势的白话音来读书，因为用这种白话音读书，慢慢就成为文读。这种情形包括所有片面的文白异读，只有某些声母、某些韵母、或某些韵尾的字具有两读，而不是全面。这是两种白话音的混合引起的现象，其中也许还有更早期的底层。底层的语音或多或少，有的可以说定，有的难以论断。另一种情形较为全面，就像闽语跟儋州话，白读是本有的，文读真的是所谓读书音，由于科举盛行，文读是为了读书从强势方言借进来的语音，以及离标准音远的地方引进的形形色色的外来方言。 2010年5月20-22日国际中国语言学会年会在美国哈佛大学举行，我应邀作主题讲演，本文是就讲演的初稿增订而成。 注释： ①2007年我主编了一本《历史层次与方言研究》，其中收了15篇论文；最近在各种学术刊物中见到的有关方言层次的论文总有几十篇，硕士博士论文也不在少数。 ②这里的看法大概是目前一般的意见，我没有一一列明出处。参看丁邦新（2007）。 ③这一节里的说明大体根据丁邦新（2006）的文章《北京话文白异读和方言移借》，文字上略有不同。为了讨论的方便，并免去读者翻检之劳，引用的部分比较长一点。 ④这里讨论韵母，例字中的声调符号都省略了；以下如非必要，也不标声调。 ⑤丁邦新（1998）曾经用“交融积累”跟“犬牙交错”来说明北京话入声的演变。 ⑥丁邦新（2011）另外写了一篇文章《苏州话文白的性质》，见《中国语言学集刊》5.1：81-94。这里只是简略地引用那篇文章相关的部分。 ⑦赵元任的《早年自传》里并未清楚说明几岁学会苏州话，此处根据赵新那、黄培云（1998：47）。  ⑨王洪君（2006：74）认为旧派、新派“主要不是年龄的区别，而是社会集团的分别。”显然有以今律古的问题，参看丁邦新（2011）的讨论。 ⑩斜线前面的是文读，后面的是白读。下同。 （11）李如龙、张双庆（1992）的资料客赣语各有17个方言点；刘纶鑫（1999）则有12个客家话跟23个赣语方言点。 （12）这些地方所在的省份见李如龙、张双庆（1992）目录之前的地图。 （13）23个方言点中只有接近安徽、湖北边境的湖口、星子两地“放假”的“假”读t  ia。（14）这个异读来源不明。  （16）李如龙、张双庆（1992：18）提到：“由于主客观条件限制……有些点文白读和异读未能充分反映。” （17）“苦、气”两字的文白异读出现的词汇不同，文读见于“辛苦、气体”，白读见于“苦味、出气”，但另外三个字文白出现的词汇并没有清楚的分野。 （18）根据杨艳未发表稿：“衡阳方言的文白异读”。 （19）记忆中似乎别人有类似的看法，但我努力翻检，没有找到，只能归之于共识。 【参考文献】 [1]陈重瑜2002《北京音系里文白异读的新旧层次》，《中国语文》第6期。 [2]陈忠敏2002《方言间的层次对应——以吴闽语虞韵读音为例》，见丁邦新、张双庆编：《闽语研究及其与周边语言的关系》73-83页，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 [3]陈忠敏2007《语言层次的定义及其鉴定方法》，见丁邦新编：《历史层次与方言研究》135-165页，上海教育出版社。 [4]丁邦新1966《如皋方言的音韵》，《“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36：573-633。 [5]丁邦新1986《儋州村话》，《“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专刊》84，台北：“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 [6]丁邦新1987《论官话方言研究中的几个问题》，《“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58.4：809-841。 [7]丁邦新1995《重建汉语中古音系的一些想法》，《中国语文》第6期。 [8]丁邦新1998a《汉语方言接触的几个类型》，《语言学论丛》20：149-165，北京：商务印书馆。又见2008：129-141。 [9]丁邦新1998b《丁邦新语言学语文集》，北京：商务印书馆。 [10]丁邦新2002《苏州同音常用字汇之文白异读》，《中国语文》第5期。 [11]丁邦新2003《一百年前的苏州话》，上海教育出版社。 [12]丁邦新2006《北京话文白异读和方言移借》，《语言暨语言学》专刊外编之七，《门内日与月：郑锦全先生七秩寿庆论文集》：1-8。又见2008：211-218。 [13]丁邦新2007《历史层次与方言研究》，上海教育出版社。 [14]丁邦新2008《中国语言学论文集》，北京：中华书局。 [15]丁邦新2011《苏州话文白的性质》，《中国语言学集刊》5.1：81-94。 [16]耿振生2003《北京话文白异读的形成》，《语言学论丛》27：56-68，北京：商务印书馆。 [17]何大安1981《澄迈方言的文白异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52.1：101-152。 [18]侯精一温端政1993《山西方言调查研究报告》，山西高校联合出版社。 [19]李蓝1991《“贵州毕节方言的文白异读”及“读后”订补》，《中国语文》第3期。 [20]李荣1982《语音演变规律的例外》，《音韵存稿》107-118，北京：商务印书馆。 [21]李如龙1996《方言与音韵论集》，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吴多泰中国语言研究中心。 [22]李如龙张双庆1992《客赣方言调查报告》，厦门大学出版社。 [23]梁玉璋1984《福州话的文白异读》，《中国语文》第6期。 [24]刘纶鑫1999《客赣方言比较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5]刘勋宁1983《陕北清涧方言的文白异读》，《中国语文》第1期。 [26]梅祖麟2001《现代吴语和“支脂鱼虞，共为不韵”》，《中国语文》第1期。 [27]钱乃荣1992《当代吴语研究》，上海教育出版社。 [28]王福堂2006《文白异读中读书音的几个问题》，《语言学论丛》32：1-13，北京：商务印书馆。 [29]王洪君1987《山西闻喜方言的白读层与宋西北方音》，《中国语文》第1期。 [30]王洪君2006《层次与演变阶段——苏州话文白异读析层拟测三例》，《语言暨语言学》7.1：63-86。 [31]王洪君2007《文白异读与叠置式音变》，见丁邦新编《历史层次与方言研究》36-80页，上海教育出版社。 [32]熊正辉1985《南昌方言的文白异读》，《方言》第3期。 [33]杨秀芳1982《闽南语文白系统的研究》，台湾大学博士论文。 [34]叶祥苓1988《苏州方言志》，江苏教育出版社。 [35]詹伯慧张日升1987《珠江三角洲方言字音对照》，香港：新世纪出版社。 [36]张琨1985《论吴语方言》，《“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56.2：215-260。 [37]张盛裕1979《潮阳方言的文白异读》，《方言》第4期。 [38]张振兴1989-1990《漳平(永福)方言的文白异读》，《方言》1989.3：171-179；1989.4：281-292；1990.1：44-51。 [39]赵新那黄培云1998《赵元任年谱》，北京：商务印书馆。 [40]赵元任1928《现代吴语的研究》，清华学校研究院。 [41]赵元任1984《早年自传》，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 [42]周长楫1983《厦门话文白异读的类型》，《中国语文》第5、6期。 [43]S  ren Egerod 1956 The Lungtu Dialect, Copenhagen: Ejnar Munksgaard, Ltd. Publish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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