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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建平 张显成:汉语量词语法化动因研究(4)


    (二)西周时期双音化和量词的初步发展
    1.双音化的初步发展
    程湘清考察《尚书·周书》中公认为西周作品的《大诰》等13篇、《诗经》中《周颂》《大雅》的双音词,列出5类132个;西周末期《诗经·小雅》有57个[19]。杨怀源统计西周金文复音词412个,其中双音词385个[20]。从数量上看,西周时期双音词明显增多,双音化得到初步发展。
    2.量词的初步发展
    与双音化进程相适应,西周金文量词系统也获得了初步发展。从历时角度看,西周时期量词的发展有四个特征:
    (1)数量迅速增多。管燮初统计西周金文中共有量词33个[21],潘玉坤[22]、赵鹏[23]的统计都是39个,虽然部分量词还有争议,但量词数量无疑大大增加了。
    (2)量词分工进一步发展,使用日趋严格。甲骨文用量词“丙”表示车马之量,是一种综合称量法。西周金文各有专门量词,车用“两”,马用“匹”,分工明确。甲骨文计量“鬯”时,量词可用可不用,西周金文则必须使用容器量词“卣”且无一例外。
    (3)数量表示法中“N+Num+CL”结构大量使用。按赵鹏统计,西周金文中“N+Num+CL”结构总计已达220例[23],但数词同名词直接结合来表示数量仍占绝对优势。
    (4)西周量词系统仍然体现出量词萌芽阶段的诸多特点:第一,拷贝型量词仍较常见,如《小盂鼎》:“俘人万三千八十一人……俘牛三百五十五牛,羊廿八羊。”又:“获聝四千八百□聝,俘人万三千八十一人,俘[马]□□匹,俘车两,俘牛三百五十五牛,羊二八羊。”《舀鼎》:“凡用即舀田七田。”语法化程度很低的拷贝型量词的存在,显示出量词萌芽阶段的特点。第二,典型的“Num+CL+N”结构仍未出现。值得注意的是《贤簋》“公命吏贿贤百亩粮”中的“百亩粮”,很多学者视为汉语“Num+CL+N”结构的最早用例,但仅此一例,深入分析则可发现“亩”本是称量土地的面积量词,并不能与中心名词“粮”搭配,所谓“百亩粮”意为“一百亩地出产的粮食”,语义上相当于“百亩地之粮”,因此“Num+CL”结构和中心名词之间并没有直接语法关系,并非严格意义上的“Num+CL+N”结构。 (责任编辑:adm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