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建平 张显成：汉语量词语法化动因研究(15)
http://www.newdu.com 2024/07/01 02:07:11 《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 李建平 张显成 参加讨论
个，有“个”“箇”“個”三个来源。个是“介”的讹误字，按王引之《经义述闻·通说》“介”与“个”隶书形体相近，“省丿则为个矣”。《广雅·释诂》：“介，独也。”“单独”义对名词没有太多要求，因此一经产生就是泛指的。箇，《说文·竹部》：“竹枚也。”最早称量“竹”，如张家山汉简《算数书》71：“八寸竹一箇。”個，洪诚认为“是介字从泰部音变以后形旁取介、声旁取箇另造的异体字，继承介字作为计数词”[42]。魏晋以后三者合流。唐以前量词“个”使用频率很低，因为无论“单独”还是“竹枚”义，在语法化过程中较“算筹”义的“枚”源词义更强，对名词的适应性就弱，语义滞留原则决定了在与“枚”的竞争中处于弱势。基于语言经济原则，“枚”的强势满足了语言对泛指量词的需要，也抑制了“个”的发展，因此虽然量词“个”先秦已见，但到魏晋简牍中“枚”达到125例，而“个”竟然未见。隋唐时代，随着量词系统的完善，“枚”的使用范围迅速缩小。量词分工日趋细密造成了人们记忆的负担，经济原则要求使用具有较大普遍性的语言单位来承担其补足音步的基本语法功能。“个”在同旧质的“枚”的竞争中取得了优势，唐代吐鲁番文书中有41例，而中唐到五代的敦煌文书中则达到了206例，成为唯一的泛指量词。宋元以后，使用频率进一步增加，《朱子语类》中竟达到5 000多例。泛指量词的广泛应用，突显出补足音步在量词发展中的重要性。 为适应双音化的发展而补足音步虽然是量词最核心的语法功能，但不是唯一的语法功能，因此泛指量词“枚”由于不具备其他语法功能而逐渐被专属量词所取代；“个”的兴起正在于解决“枚”衰落以后量词繁多给人们带来的记忆负担，但它同样缺乏范畴化和修饰等语法功能，导致表意不够明晰，过度泛用就会打破语言表达明晰性和趋简性之间的平衡，适度原则必然会将其拉回到相对平衡状态。总之，量词丰富多彩同个化之间的“矛盾”是由语言发展明晰性与趋简性的原则所决定的，这也反映了作为量词根本功能的补足音步和其他功能之间的互补性。 徐通锵谈到语言演变的原因时认为“其罪魁祸首往往就是语音”[43]，为了适应语音简化带来的一系列问题，汉语走上了双音化的道路，而基数词单音节同双音化趋势的矛盾，促使汉语量词系统的建立成为必然。由于汉语的双音化是一个漫长的渐进历史过程，因此量词的发展也是一个渐进的语法化过程。双音化趋势与基数词单音节的矛盾是促成量词系统建立的动因，二者缺一不可。从汉藏语系、南亚语系诸多语言的量词使用情况来看，随着双音化的发展，只有基数词为单音节的语言发展出了发达的量词系统，而基数词为双音节的语言和不存在双音化趋势的印欧语系诸多语言则没有发展出量词范畴，从而产生了量词语言与非量词语言的对立。从拷贝量词和泛指量词的兴替来看，无论在量词的产生阶段还是在量词的完善时期，与单音节数词组成双音节的数量结构以调剂音步，始终是量词的基本功能，也证明双音化是量词产生的根本动因。但调剂音步并非量词的唯一功能，量词一旦产生并进入句法结构，其语法功能就体现出了多向性，分类、修饰等功能也迅速产生，从而要求量词系统更加丰富、更加细致。语言经济原则始终制约着语言各方面的发展，从而导致了量词语言中专属量词丰富多彩和泛指量词广泛应用的对立统一。 ①本文所考察24种汉简为：焦山汉简、萧家草场汉简、未央宫汉简、清水沟汉简、高台汉牍、古人堤汉简、甘谷汉简、邗江汉简、平山汉楬、花果山汉简、海州汉牍、胥浦汉简、东牌楼汉简、罗泊湾汉简、大坟头汉简、孙家寨汉简、孔家坡汉简、凤凰山8号墓汉简、凤凰山9号墓汉简、凤凰山10号墓汉简、凤凰山168号墓汉简、凤凰山167号墓汉简、凤凰山169号墓汉简、马王堆3号墓汉简。 ②景颇语支的独龙语基数词只有3个是单音节的，但量词比较发达，原因可能在于其双音节基数词都是带词头的，而词头有脱落的趋势，如基数词abli（四）在怒江方言中词头a已脱落，数词由双音节变为单音节，这与双音化趋势背道而驰，从而促进了量词的发展。阿侬语的情况也是如此。 ③布兴语的基数词都是双音节的，但早已失去了使用功能，仅存在于传说中，实际使用的数词均借自傣语。 (责任编辑：admi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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