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建平 张显成：汉语量词语法化动因研究(3)
http://www.newdu.com 2024/07/01 02:07:37 《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 李建平 张显成 参加讨论
二、汉语双音化趋势与量词语法化历程 双音化是汉语史发展的一条重要规律，王力把双音化列为汉语语法史最重要的五个变化之一[13]2。石毓智认为双音化趋势的意义远远超出了构词法范围，对促进整个语法系统的改变起了关键作用[11]。双音化进程早在甲骨文时代便已萌芽，春秋战国至秦获得初步发展，两汉时代加快步伐，魏晋以后得到长足发展，逐渐取得绝对优势地位。上古汉语以单音节为主，随着双音化的发展，双音节音步逐渐成为汉语的标准音步。冯胜利认为由于标准音步具有绝对优先的实现权，汉语中的“标准韵律词”只能是两个音节[14]。现代汉语中双音节词占绝对优势，在《普通话3000常用字表》中，双音词占75%以上。双音词在句法上也更为自由，单音词则受到很多限制[15]。由于数词中使用频率最高的基数词从一至十都是单音节，在双音节音步占据主导地位后，单音节数词构成的“蜕化”音步并不具备优先实现权，要适应双音化趋势，数词必须和其他成分组成双音节韵律词才能自由使用，于是量词开始了由名词等其他词类的语法化历程。考察汉语量词系统的发展历程，可以发现量词发展史与双音化趋势有着相同的历史轨迹，双音化趋势构成了汉语量词系统起源的动因，并在漫长的历时演变中推动了量词系统的建立、发展与成熟。 （一）殷商时期双音化和量词的萌芽 1.双音词的萌芽 上古汉语中单音词占绝对优势，但双音词早在殷代甲骨刻辞中就已存在。郭锡良以徐中舒主编的《甲骨文字典》为依据考察甲骨卜辞的词汇构成发现，在2 857个字头、3 899条义项中，所举复音结构不到100个，仅占总数的2.6%[16]。按殷代复音词的内容，大致可分八类：神祇名称、宗庙和神主名称、宫室名称、方国名称、地名、职官名、人名、时间名称。这八类复音结构大多是专有名词，而且几乎全是偏正结构，可见卜辞时代是双音词的萌芽时代。 2.量词的萌芽 与双音化萌芽相适应，殷代甲骨卜辞中量词也已萌芽，迈出了量词发展史的第一步。对于甲骨文中量词的发展状况，人们进行了较深入的研究，由于对文意理解、量词界定等诸方面的差异，各家统计不尽相同。如果不包括时间量词，各家统计差别并不大，总计10个左右。 萌芽期殷代量词系统有两个特点：（1）数量结构一般位于名词之后，组成“N+Num+CL”结构，如“鬯六卣”（前1.18.4）。在原始语言中，“N+Num+CL”语序最先产生是可以找到理据的，从发生学来看，称数方式都源于记数行为，因此在列举时采用“N+Num”结构；在“Num+N”结构中数词和名词的结合非常紧密，共同充当句子成分，但在“N+Num”结构中当数词单独充当谓语时，数词单音节的不和谐性便突显出来，如现代汉语可以说“三人”，也可以说成“三个人”，但“人三”却不符合语言习惯，必须说成“人三个”。因此，量词首先出现在“N+Num”结构之后构成“N+Num+CL”结构，这符合汉语双音化的趋势。（2）“拷贝型”量词的产生，如“俘人十又六人”（合137反）、“羌百羌”（合32042）等。对后一个“人”“羌”性质的认识，目前学界还有争议，王力说“‘人’是一般名词，不是特别用来表示天然单位的”[17]234。多数学者认为已具备量词性质，管燮初说“后面一个人字的词性已介乎名词和量词之间”[18]，黄载君说“第一个人是名词，而数词后加‘人’就只能属于量词了”[1]。虽然其语法化程度还很低，却显示了量词语法化的趋势，量词正是在这一特定语法结构中开始其语法化进程的。 (责任编辑：admi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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