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建平 张显成：汉语量词语法化动因研究(13)
http://www.newdu.com 2024/07/01 02:07:29 《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 李建平 张显成 参加讨论
四、从拷贝量词和泛指量词的兴替看量词语法化的动因 拷贝量词和泛指量词在量词类系中最为特殊：前者产生于量词发展的初始阶段，语法化程度最弱；后者产生于量词系统初步建立的阶段，并在量词成熟阶段仍然广泛使用，语法化程度最高，源名词的语义特征几乎消失殆尽。二者表量、分类、修饰等功能都很弱，只有同数词补足为双音节的标准音步才是这两类量词的根本语法功能，其发展历程正可以充分证明双音化趋势是量词系统建立的根本动因。 （一）拷贝量词与量词的起源 汉语中的拷贝量词早在甲骨文时代就产生了，“从名词到量词，是一个语法化的过程，拷贝型量词的出现是这一语法化过程的第一步”[37]。缅语支、彝语支和藏缅语族一些语支未定的语言，如独龙语、载瓦语、阿昌语、基诺语、傈僳语、拉祜语、哈尼语、纳西语、怒语等，“已经萌生了发展个体量词的语言需要。为了满足这种语言需要，最方便的方法便是拷贝名词而造出大量的个体量词，从而较快地解决了个体量词缺乏的矛盾”[37]。但这些语言为何萌生了发展个体量词的需要呢？根本动因就在于双音化的趋势。 首先，从汉语来看，基数词都是单音节的，与甲金文时代就开始的双音化趋势是矛盾的，而这种不适宜性构成了变化产生的动机，不适宜的形式有必要做出调整，即用音节进行调剂。改变基数词单音节形式最简单、最直接的方法就是重复前面的名词，组成数名结构共同修饰前面的名词，即“N+（Num+N）”结构，如《小盂鼎》：“俘人万三千八十一人，……俘牛三百五十五牛，羊廿八羊。”在使用中“Num+N”结构被重新分析为前面名词的修饰语，其中的名词与中心语名词在语法功能上也有了差异，成为拷贝量词。 其次，汉藏语量词萌芽阶段普遍出现了拷贝型量词，这与汉藏语普遍的双音化趋势是相适应的。上古汉语名词绝大多数是单音节的，加上方块汉字的不可分割性，“N+Num+CL”结构中的拷贝量词只能完全重复前面的单音节名词，“Num+CL”结构组成双音节的标准音步；形式上的一致也导致了学界对拷贝型量词是量词还是名词的争议。但是，从其他语言中的量词来看拷贝型量词，与源名词在功能上就有了明显差异，如当名词是多音节时可以采用“半拷贝”的方式，即复制名词的部分音节，拷贝名词前一音节称为前半拷贝。如：  其他如哈尼语、拉祜语等都是如此，单音节的数词和由名词“半拷贝”而来的一个音节，组成了一个和谐的双音节音步。纳西语中甚至还有全拷贝、前半拷贝、后半拷贝、省略拷贝均可的情况：  单纯词中的一个音节一般不能独立充当句子成分，其作用只是与数词组成双音节音步来调剂音节，至于拷贝哪个音节都不会影响这一语法功能。可见“半拷贝”的方式更明确地体现了量词语法化与双音化二者之间的密切关系。 (责任编辑：admi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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