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建平 张显成：汉语量词语法化动因研究(14)
http://www.newdu.com 2024/07/01 02:07:02 《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 李建平 张显成 参加讨论
（二）泛指量词的兴替与量词的基本功能 泛指量词几乎没有分类、表量、修饰等功能，这自然突显了其调剂音节的功能。汉语量词史上的泛指量词有“枚”“个”两个，二者的兴替和“个化”的发展体现了调剂音步在量词语法化历程中的重要作用。 两汉时代，随着双音词在词汇中优势地位的初步确立，双音节作为标准音步也基本确立，单音节数词的使用逐渐不再自由，需同量词组成双音节标准音步才能更为自由地充当句子成分。但量词的发展相对滞后，绝大多数名词还没有专属量词，解决这一矛盾有两种方式：一是采用拷贝的方式，但拷贝量词有很大的局限，一个名词使用一种量词很不经济，大量同形同音现象模糊了名、量两类词的界限。另一种方式是采用泛指量词。量词“枚”由于其特殊的语义基础迅速崛起，解决了双音化趋势与个体量词缺乏的矛盾。王力认为“枚”用作量词源自其本义“树干”，虽然“现存的古书中，没有树一棵为一枚的例子”[13]27。张万起举出《汉书》《后汉书》中的4例[39]，我们又举出汉简中的3例。但从文帝至景帝时期的凤凰山汉简看，汉初量词“枚”已相当成熟，产生伊始就是泛指的，不存在从专指到泛指的过渡，因此其语源并非“树干”而是“算筹”义[40]。《左传·昭公十二年》“南蒯枚筮之”孔颖达疏：“今人数物云一枚两枚，是筹之名也。”“算筹”是计数的辅助工具而不区分具体事物，具备了泛指量词的语义基础。“枚”补足音步的性质在汉初简牍中体现得很明显，如凤凰山8号与167号汉墓时代均为文帝至武帝之间，前者有简176枚，当用量词的情况96例，其中16例使用了专属量词（“乘”2例、“匹”3例、“艘”1例、“合”9例、“枚”1例）；80例不用量词；有趣的是，后者62例：17例使用了专属量词（“人”12例、“乘”1例、“两”1例、“匹”1例、“合”2例），8例不用量词，其他37例均用量词“枚”。同时代同类文献中，有的不用量词，有的则30多种不同物品均用同一个量词“枚”，可见量词“枚”的首要语法功能就是补足音步。 魏晋至唐，量词的使用成为规范，8种魏晋简牍196例称数结构均为“N+Num+CL”结构，无一例外。但量词产生的速度显然不能满足语言的需要，因此泛指量词“枚”的使用频率在魏晋时期达到了顶峰，如吴高荣墓《遣策》木牍所计量事物几乎全部用“枚”来称量，如：  该木牍79个称数结构中使用量词“枚”达到了75例之多，占总数的95%。唐至五代，量词系统进一步成熟，多数范畴有了专属量词并被普遍接受。专属量词除补足音步外，还有修饰、分类等功能，于是“枚”完成了其历史使命，应用范围逐渐紧缩。洪艺芳考察敦煌吐鲁番文书认为，“枚”在3世纪中叶到6世纪中叶具有很强的适应性，但以6世纪中叶为分水岭而骤然下降，6世纪中叶至9世纪中叶修饰的中心名词仅有9个；敦煌文书中仅有7例[41]。量词分工日趋细密，使得语言表达更为清晰、形象，但也造成了人们记忆的负担。语言经济原则要求使用具有较大普遍性的语言单位来承担其核心功能——补足音步，语言中仍然存在对泛指量词的需要，于是量词“个”脱颖而出。 (责任编辑：admi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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