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建平 张显成：汉语量词语法化动因研究(2)
http://www.newdu.com 2024/07/01 02:07:33 《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 李建平 张显成 参加讨论
三是范畴化说。对客观事物进行分类并将其范畴化是量词的重要功能之一，如形状量词中的“条”称量条状物，“块”称量块状物等。Erbaugh认为量词通过给中心名词分类增加其信息量，从而与其他同音词区分开来，同时强调中心名词[6]。但语法化程度和使用频率都最高的泛指量词选择搭配的名词可达数百个，这些名词却不具备共同特征而成为一类，可见范畴化并非量词的根本功能，也不是量词起源的动因。 四是修饰功能说。李若晖认为量词的产生是语言表达中修饰与表意要求综合作用的结果[7]。这同样无法解释为何量词为汉藏语系和南亚语系部分语言所特有，且泛指量词虽不具备修饰功能，却无论在量词产生之初还是在量词发达阶段都获得了广泛应用。 五是语言接触说。Erbaugh认为汉语量词不是自源的，而是由于与台语的语言接触而产生的[6]。这与汉语量词发展史的事实明显不符。 六是清晰表意说。桥本万太郎认为汉语是单音节语言，同音词多而又缺乏形态标记，使用量词可以区别同音词，并有一定的赘言性[8]；随着汉语复音化的发展，量词逐渐“个化”，直至像东干语一样只剩下一个“个”字，量词最终完全变为“躯壳”。桥氏认识到了音节结构与量词系统的关系。但从汉语发展史来看，量词却正是在汉语复音化过程中产生的，“个化”趋势并非量词的消亡，而是量词发达的标志之一。 此外，李讷、石毓智提出句子中心动词及宾语后谓词性成分的变迁是量词语法化的动因，并解释了汉魏至元“数+量+名”结构的发展[9]，但对量词起源的动因问题未涉及。戴庆厦通过对近20种藏缅语言的调查分析，发现数词为单音节的语言中量词较发达，数词为多音节的语言中量词不发达[10]，为量词研究开辟了新的途径。石毓智说：“汉语量词的产生和发展的背后也有一个双音化趋势的动因。汉语的个体量词，萌芽于两汉，产生于魏晋，稳步发展于唐宋，牢固建立于宋元之际。”[11]但戴先生未涉及汉语量词发展史，石先生对量词发展史的描述与事实不合。实际情况是，汉语个体量词在先秦即已产生，两汉迅速发展，魏晋南北朝趋于成熟。 系统的汉语量词发展史研究是厘清量词起源动因的基础，而目前这方面远远不够，特别是量词从萌芽到初步发展的先秦两汉断代史研究不够，制约了进一步的研究。先秦两汉量词研究首先受到研究资料的制约，传世文献多思想性、政论性资料，量词使用频率低，而“没有材料，‘游谈无根’，要建立科学的汉语量词发展史那是永远也不会办到的”[12]3。近年来的大量出土文献特别是文书、医书类文献，为量词研究提供了良好的资料条件。通过对甲骨文、金文、简帛文献、碑刻文献的系统整理，结合传世文献量词研究，初步构建汉语量词发展史脉络，同时综合考察量词丰富的汉藏语系、南亚语系诸语言与量词不丰富的印欧语系、阿尔泰语系的量词使用情况，本文认为：量词从萌芽到成熟的漫长而复杂的历时演变中，其表量功能、分类功能、修饰功能、个体标记功能在不同历史阶段、不同方面对量词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但双音化趋势才是诱发量词产生的根本动因，并在量词语法化历程中始终起着推动作用。 (责任编辑：admi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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