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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关于顾颉刚《汉代学术史略》 1939年8月31日记顾颉刚来访，“颉刚明早去成都，他给我《汉代文化简史》及他的古代史札记”。按，《汉代文化简史》当为“《汉代学术史略》”之误(译)。《汉代学术史略》是顾颉刚著名著作。1933年2月，顾颉刚在燕大历史系代患病的邓之诚教授讲“秦汉史”课，据1930年为《清华学报》所写长篇论文《五德终始说下的政治和历史》及上年在北大授课讲义改写成通俗性的汉代史讲义《汉代学术史略》，1935年8月由上海亚细亚书局出版，50年代后，该书又以《秦汉的方士与儒生》为题多次出版。(28)1939年前半年开始，朱自清等就开始拟定大一学生课外读物书目，1月13日日记列出的书单中有《汉代学术史略》一种。前后联系可知，顾颉刚此次携书来访，就是向朱自清提供读物原本。 11.关于常风及《文学杂志》 1936年1月15日记：“下午进城参加沈君茶会。到会者凌叔华、梁宗岱、闻一多、朱孟实、常凤缘及贝尔(Bell)先生。”1937年7月8日记“常凤缘与张恒寿来访”。此两处“常凤缘”应为常凤瑑。 常凤瑑(1910-2002)，山西榆次人，字镂青，笔名常风，荪波等，后以笔名常风行世。1929年考入清华大学外文系，毕业后先后执教于太原平民中学，北平艺文中学和中国大学文学系，1946年至1952在北京大学西语系任教，1952年后一直担任山西大学外语系教授。在清华读书期间因叶公超提携走上文坛，后成“京派”作家，在散文、文艺评论、比较文学研究和翻译领域里都有建树。 常风初登文坛就以书评引起注意。1934年9月12日，他的第一篇书评《评老舍的〈离婚〉》发表于《大公报》“文艺”副刊，该刊主编沈从文在按语中盛赞他的“批评态度与见解，皆可注意”。其后常风先后撰文评论过张天翼、朱自清、萧乾、李健吾、巴金、叶圣陶、艾芜、萧军、王统照等人的作品。朱自清日记中第一次出现常风的名字就与书评有关。1935年2月19日记“下午进城，在沈的写字台上见一评论我的《欧游杂记》之手稿。作者署名常风，他非常喜欢我这本书，认为该书唯一的缺点是与个人无关”。按，常风的这篇书评刊于1935年6月2日《大公报》“文艺”副刊。文中着重谈了朱自清在散文语言上的新探索，指出：“朱先生自己说记述时曾费了一些心在文字的运用与安排上，我们读了这书会明白的觉到。我们相信这部书最值得注意的，正是朱先生自谦的‘雕虫小技’。他的确是在这部书里，又成功了一个伟大试验，他在我们问学中给我们找到一个新的表现方法。” 朱自清在1937年1月26日的日记中又一次提到常风：“中午在朱光潜家午膳。商谈《文学月刊》事，朱提议常风任助理之职，余赞成之。”此处《文学月刊》应为《文学杂志》。《文学杂志》是京派最重要的刊物，1936年夏天开始筹备，5月1日正式出刊，朱光潜主编，编委会成员有朱光潜、杨振声、沈从文、叶公超、周作人、林徽因、朱自清、废名、李健吾、凌叔华。1937年1月，朱光潜在和朱自清、沈从文等商量后决定邀请当时在艺文中学教书的常风担任助理编辑。根据常风的回忆，正是在1937年1月的某次会议上确定了刊物的名称。(29)因此此处朱自清之所以记为《文学月刊》，一个可能原因是他写日记时刊物名字还没最终确定。 12.关于陈寅恪的著作 1936年10月22日记：“昨日陈寅恪电话，询问彼寄投学报翻译哈佛大学某杂志发表《韩愈与中国小说》一文之原稿，是否准备采用。因不易决断，故答以不采用。然恐已造成问题矣。”23日又记：“读《韩愈与唐代小说》。文中提出人道之因素部分来自韩。” 两处所提及陈寅恪文章题目不一致。按，该文标题应为《韩愈与唐代小说》。 朱自清自1934年1月开始担任《清华学报》编辑。1935年9月担任编辑委员会主任，实为主编，因而有发稿决断权。陈寅恪这篇文章原用英文发表，题为Han Yü and the T'ang Novel(《韩愈和唐代小说》)，刊于《哈佛亚洲研究丛刊》(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第1卷第1期。该稿既未被朱自清接受，后刊于《国文月刊》第57期(1947年7月出版)，署“陈寅恪(撰)，程会昌(译)”。程会昌即程千帆，他在文前小序中说：“寅恪世丈此篇为研究李唐文学之一重要文献。原稿系以中文撰作，由J.R.Ware博士译成英文，发表……距今已逾十年矣。原稿在国内迄未刊布，故承学之士鲜得见者。兹加重译，以实本刊。”陈文从韩愈《答张籍书》《重答张籍书》中对张籍所指斥的小说之作“多尚驳杂无实之说”观点所作的辩驳谈起，指出韩愈肯定“驳杂无实”的小说文体，这对唐代小说的繁荣有着重要意义。结论是： 贞元、元和为“古文”之黄金时代，亦为小说之黄金时代，韩集中颇多类似小说之作，石鼎联句诗并序及毛颖传皆其最佳例证，前者尤可云文备众体，盖同时史才、诗笔、议论俱见也。要之，韩愈实与唐代小说之传播具有密切关系。 通观全篇，无一处谈及“人道”，那么《朱自清日记》中的“文中提出人道之因素部分来自韩”之说就颇为可疑。至于朱自清本意如何，不得而知。 1945年2月24日、26日均记“读《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6月8日记“晚摘记《隋唐制度渊源论略》”。此两处书名均为陈寅恪著作《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该书1944年12月作为“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专刊”之一在重庆出版，1945年3月重印，朱自清读到的当为该版本。 13.关于冯至所译“伯克”著作 1939年12月7日记“冯至先生答应下星期将他翻译的伯克的致青年的十二封信借给我”。此处“伯克”当为里尔克。“十二封信”应为“十封信”。 这十封信是奥地利诗人里尔克(Rainer Maria Rilke，1875-1926)写给青年诗人弗兰斯·克萨危尔·卡卜斯(Franz Xaver Kappus)的，写于1903年至1908年间。冯至的译稿《给一个青年诗人的十封信》，最早于1931年10月发表在《华北日报》副刊上，1938年由商务印书馆(长沙)出版单行本，除十封信外，附有里尔克的艺术随笔《论“山水”》一文。冯至借给朱自清的，当是这个版本。1994年，三联书店重版该书，仍用原名。2005年，上海译文出版社重出，易名为“给青年诗人的十封信”。 至于“十二封信”之说，或系与朱光潜著名的《给青年的十二封信》混淆所致。从1926年11月到1928年3月，留学欧洲的朱光潜在夏丏尊等主办的同仁杂志《一般》上，以“给一个中学生的信”为总题发表了十二封谈人生修养的书信，1929年结集为《给青年的十二封信》，由开明书店出版，一时风靡读书界。早在1924年，朱光潜、朱自清同时任教于浙江上虞春晖中学时就结识了，后成为终生挚友。朱光潜的十二封信当然为朱自清所熟悉。1932年4月，朱光潜在英国留学期间，朱自清也访学英伦，他应邀为朱光潜的新著《谈美》作序，提到：“作者是你的熟人，他曾写给你十二封信；他的态度的亲切和谈话的风趣，你是不会忘记的。”(30)他把冯至所译里尔克的十封信误写为十二封信，正是因对好友这部有名的书太熟悉了。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