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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关于江绍原及其著作 1938年11月1日记“开始读蒋少元的《中国古代旅行家》”，1942年2月5日开列寒假读书计划中有“读江绍源的《古代旅行之研究》”，同年8月5日记“读绍原的《中国古代旅行之研究》”。此几处所提及作者姓名均应作“江绍原”，准确书名皆应作“中国古代旅行之研究”。 江绍原(1898-1983)，中国现代著名民俗学家，1917年与朱自清同时入读北京大学中国哲学门，二人系同窗并多年好友。1923年起任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还曾先后任北京女子文理学院、北平大学、中法大学服尔德研究院、河南大学等校教授，中法大学文化交换出版委员会特约编纂员、中法大学孔德研究院(上海)驻京研究员。抗战爆发后，他困居北京，闭户读书。1949年后，曾任山西大学外语系教授。《中国古代旅行之研究》是江绍原的代表作之一，1935年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 7.关于杨佩铭、陶光 1939年6月11日记：“访黄子坚。他请我为师范学院中文系挑选一位合适的助教，并说年内只要有一名就够了。他接受我的建议，在杨培明和陶铿间挑了前者。陶将调往文学院。”按，联大师范学院建制，“中文系”应为“国文学系”。“杨培明”应为“杨佩铭”，“陶铿”应为“陶光”。 杨佩铭1937年6月毕业于北京大学国文系，是罗常培在北大的学生。1938年12月到达昆明。(14)《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各院系教职员录》显示，杨佩铭1938年为联大中文系助理，同时任联大师范学院国文学系助教。1940年，他同时任中文系助教和师院国文学系助教，(15)深得联大中文系主任罗常培器重，(16)此后赴重庆学习，(17)建国后在南开大学中文系任教，治语言文字之学。1966年自沉身亡。(18) 陶光(1913-1952)，河北大兴人，1931年入清华中文系，在俞平伯影响下喜欢上词曲之学和昆曲演唱，学生时期就是以俞平伯为核心的昆曲团体“谷音社”成员。他最早出现在朱自清日记中是1934年6月19日，曾代表学生与时任中文系主任的朱自清交涉有关挽留教师刘盼遂、取消某些课程等教学事务。紧接着还有朱自清宴请学生的记录：1934年6月21日，“晚宴陶光、殷林炎、李鼎芳、叶粹深四人，习得喝酒摆庄之法”。(19)因朱自清也常参与谷音社活动，朱、陶之间必然十分熟悉。1935年，陶光毕业，1937年离开北平，曾任天津南开中学及广西某中学教师。 最迟在1938年，陶光就已到达昆明，任教于西南联大。联大1938年度教职员名录中，陶光列于师范学院国文学系助教，学程表显示1938到1939学年度，他担任了两个大一国文班的作文。1939年1月，陶光开始再次出现在朱自清日记中，当月16日记：“晚饭后陶先生来访，谓刘叔雅尖锐地批评了陈梦家。”25日，朱自清“决定把作文中常见的错误分分类，由陶负责”。 接下来就是6月11日所记，按照联大师范学院院长黄钰生(黄子坚)之请，为国文学系物色助教。黄选了杨佩铭，陶铿则调往文学院中国文学系。陶铿在中文系仍为助教，仍担任“大一国文”课程。当时大一国文有文言、白话、作文分由不同教师任教的动议，朱自清在7月10日日记中指出“陶只能教文言课”，谓其只能担任读本中的文言部分。但根据本年度就学的汪曾祺回忆，陶光实际上是担任了作文教学部分。他在《晚翠园曲会》中说： “大一国文”课的另一个特点是教课文和教作文的是两个人。教课文的是教授，教作文的是讲师、教员、助教。为什么要这样分开，我至今不知道是什么道理。我的作文课是陶重华先生教的。他当时大概是教员。(20) 1940-1941年度，陶光担任联大师范学院史地学系教员(联大聘)。(21)此后，陶光离开联大，受聘于云南大学。抗战胜利后，又一度受聘于国立昆明师范学院，1948年10月赴台湾，任教于台湾师范学院。在台生活亦不如意，1952年饿死在街头。(22)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