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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关于“新批评”派的人物与著作 朱自清与30年代兴起的“新批评”派渊源很深。《日记》显示，他从1931年在英国访学期间就系统阅读该派文论，最晚记录与杨振声探讨理查斯的学术思想则是在1943年，在这长达十余年的时间里，他一直不间断地研读“理查斯”“奥格登”“易卜生”的著作。新批评派的文论思想与方法，在朱自清自己的文学批评实践中也打下了深刻的烙印。例如他的《诗多义举例》就明显受到新批评的“复义”理论的影响。他后期的著作《语文影》，也是因为读了瑞恰慈的书，“很合脾胃，增加了对于语文意义的趣味”才动手写作的。(46) 《日记》中有关“新批评”的人名、书名译法不一，容易造成误会，值得梳理一番。 1931年10月14日记“兹列本年度拟读书目如次……理查斯的作品七种”。1932年2月12日日记中开列一纸书单，其中有“理查斯《含意中的含义》”。1933年6月9日记“决定暑中拟作之事……理查斯集(易卜生)”。1933年10月20日记“上午看《实际批评》”。1933年12月23日记“读理查斯所为李安宅君《意义的逻辑·序》”。1934年6月6日记“拟谈……七种歧义，孟子论心”。1934年7月26日记“今夏拟读之书：理查斯的《文学批评的原则》……《七种意义不明确的话》《意义的含义》……《意义学》”。1934年7月30日记“开始读《七种意义不明确的话》，相当难懂”。1936年2月7日记“决心在年内读下列书籍……七个典型”。1936年9月12日记“我决定每周读一本中文书，每月读一本英文或日文书。书单如下……《意义的涵义》”。 此处提及的是新批评派理论家Ivor Armstrong Richards(1893-1979)及其著作。《日记》全书将Richards名字中译为理查斯，和朱自清中文日记是一致的。不过朱自清在文章中提及Richards时也有时译作“瑞恰兹”。如1942年作《写作杂谈》：“我读过瑞恰慈教授几部书，很合脾胃，增加了对于语文意义的趣味。”Richards的学术思想目前在中国学界已广为人知，其名通译为“瑞恰兹”或“瑞恰慈”。所谓“《含意中的含义》”“《意义的含义》”“《意义的涵义》”，均指瑞恰慈与欧格登(C.K.Ogden)合著的The Meaning of Meaning：A Study of the Influence of Language upon Thought and of the Science of Symbolism。该书英文版初版于1923年。最迟在1930年，就已以“意义底意义”的中译名被国内学界所知——当年出版的《清华学报》第6卷第1期，发表了社会学学者李安宅所译吕嘉慈(瑞恰慈)的《〈意义底意义〉底意义》一文，文中评述了《意义底意义》一书。 所谓“理查斯所为李安宅君《意义的逻辑·序》”，也需要说明一下。李安宅的著作名称应为《意义学》，商务印书馆1933年出版。该书是以瑞恰慈等《意义底意义》一书为本，加以译述、阐发而写成。开篇收有《吕嘉慈教授弁言原文》，是瑞恰慈所作序言的英文版。书后则附了《〈意义底意义〉底意义》中译文。 日记中还提到了瑞恰慈的另三部书。《文学批评的原则》，即Principles of Literary Criticism，1924年初版，今通译为《文学批评原理》。《实际批评》，即Practical Criticism，1929年初版，今通译为《实用批评》。《孟子论心》，即Mencius on the Mind，1932年初版。1929年到1930年期间，已经名满功成名就的瑞恰慈来华，在清华大学外文系任教，担任中文系主任的朱自清算是与他共事两年。1931年朱自清发愿读完瑞恰慈的作品七种，不能不说和这种共事因缘有关。《日记》显示，到清华因抗战爆发南迁(1937)之前，朱自清已经基本完成了这一规模不小的读书计划。 瑞恰慈的学生William Empson(1906-1984)是新批评的另一位健将。朱自清同样研阅过他的作品。1937年到1939年，他也来到中国，在已经南迁的西南联合大学外文系任教英国文学，对西方现代主义引入中国、特别是影响联大文学风气，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他为自己取的中文名“燕卜荪”后来成为通译。《日记》中则译为“易卜生”。《日记》中所谓“七种歧义”“《七种意义不明确的话》”“七个典型”，均指燕卜荪的名著Seven Types of Ambiguity(1930)，书名今通译为“复义七型”“含混七型”或“含混的七种类型”“朦胧的七种类型”“歧义的七种类型”。朱自清第一次提及这部著作时，原作刚出版三年多。他开始阅读时曾感觉晦涩，1934年7月30日记“开始读《七种意义不明确的话》，相当难懂”。1934年8月2日记“易卜生的书对我来说太高深了，读至第二章渐感乏味，经考虑再三，决定放弃通读全书的计划，只读第二章至第六章和第七章的第一段，这些都是结论性的内容”。不过后来朱自清还是很好地吸收了燕卜荪理论的精髓，于1935年写成《诗多义举例》一文，将燕卜荪理论用于古诗《行行重行行》、陶渊明《饮酒》、杜甫《秋兴》(昆明池水汉时功)、黄庭坚《登快阁》四首中国诗歌的分析。值得注意的是，朱自清在文章中将Ambiguity这一术语译作“多义”，而将书名译作“多义七式”。但在另外的文章中，也有别的译法。如1935年6月在南开大学演讲《语文杂谈》，整理稿中说：“文字又有多意(ambiguity)，不可只执一解。”这里译作“多意”。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