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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所谓《论中国诗》实乃朱光潜《诗论》 1935年6月30日记：“读完鲁的《论中国诗》，其论诗的艺术效果与诗作者诸章甚好，颇成功。第四章论诗人之创作与其对人生态度之关系，亦颇成功。”按，此处“鲁的《论中国诗》”当为朱光潜《诗论》。 朱光潜1924年夏天受夏丏尊之邀到浙江上虞春晖中学任教时，初识早到的朱自清，三人结下深厚友谊。朱光潜说：“我的第一篇处女作《无言之美》，就是丏尊、佩弦两位先生鼓励之下写成的。他们认为我可以作说理文，就劝我走这一条路。这二十余年来我始终抱着这一条路走，如果有些微的成绩，就不能不归功于他们两位的诱导。”(23)后来在上海立达学园和开明书店的事业中，两朱也数度合作。1932年4月，在伦敦访学的朱自清为朱光潜(1925年后即在欧洲留学)的《谈美》和《文艺心理学》两书分别写了序言。1933年朱光潜回国，任教于北京大学西语系，担任清华大学中文系主任的朱自清约他到清华讲授《文艺心理学》。朱自清当年10月17日记：“下午孟实来，当导至各处认路。”这是朱光潜首次来清华授课。其后两人过从频密。 朱光潜的《诗论》就是在这前后写成的。他后来在《诗论》的《抗战版序》中交代该书的写作始末： 写成了《文艺心理学》之后，我就想对于平素用功较多的一种艺术——诗——作一个理论的检讨。在欧洲时我就草成纲要。一九三三年秋返国，不久后任教北大，那时胡适之先生掌文学院他看过我的《诗论》初稿，就邀我在中文系讲了一年。(24) 朱光潜在《敬悼朱佩弦先生》中则说朱自清也看过初稿：“《诗论》的初稿也送给他，由他斟酌过。”(25)这都可以作为日记所说“鲁的《论中国诗》”当为朱光潜《诗论》之佐证。 从所提及书的内容看，更能证明这一结论。《诗论》最早于1943年由重庆国民图书出版社出版，从这一版本看，第三章《诗的境界——情趣与意象》、第四章《论表现——情感思想与语言文字的关系》均谈到“诗人之创作与其对人生态度之关系”，和朱自清的评价相吻合。其实，目前所见版本中，探讨了“诗人之创作与其对人生态度之关系”最为深入的要数该书第13章《陶渊明》，但这一章是1947年该书重版时新加入的，当然，它是朱自清记此条日记时尚未看到的了。 9.关于郭绍虞及其著作 1939年7月20日记“读绍禹的文章《白话文学之路》，以及他为大一中文选所作的序言，颇有独到之处”。“绍禹”为“绍虞”之误译误写。 郭绍虞(1893-1984)是现代语文学家、文学理论家。他与朱自清同为文学研究会成员，因所从事的研究领域多有重叠，从30年代起分别任燕京大学国文系主任、清华大学中文系主任的郭、朱交往日密，郭绍虞频繁出现于朱自清日记中，除了拜访会晤等，很多都是记录读郭氏著作事。如1933年3月16日记“绍虞以《唐五代诗话考》稿见示”，同年4月15日记“抄绍虞《隋唐诗话》资料”，1933年7月10日读竟《中国文学批评史》上卷，谓其“分析精确，头头是道”。11日全天读郭绍虞的《所谓传统的文学观》等四篇论文并在日记中一一摘记要点，1934年10月20日郭绍虞持答复钱锺书批评的文章来征求朱自清的意见，朱自清为删改感情用事语句。这时往往是读手稿。朱自清入滇后，郭绍虞先留平继续任教于燕京大学，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离平南下，赴上海任教。期间二人交往主要是书信往还，日记下卷记载的朱自清致信郭绍虞有十几通。1940年6月《国文月刊》在昆明创刊后，朱自清一直担任编辑；1946年3月，自第41期后该刊迁往重庆、上海出版，郭绍虞也成为编委之一，这也算是两人通过杂志共事的一段经历。 另外也有读郭著的记载，多是从杂志上读到，也有几次是郭绍虞将稿件寄给朱自清，朱自清读后转投他人，如1939年11月23日记“昨将绍虞的投稿交(邵)心恒转(叶)公超。战后回平，1946年9月6日读郭绍虞文集《语文通论》，1947年11月到1948年2月持续读郭著《中国文学批评史》(应指当年新出版的下卷)、重读《语文通论》并写评论”。由此可见朱自清对郭绍虞学术著作的关注程度。查郭绍虞论著目录，并无《白话文学之路》一篇，但1939年4月出版的《文学月报》第5期上刊有郭绍虞的《新文艺运动应走的新途径》和《大一国文教材之编纂经过与其旨趣》两文(两篇后来均收入《语文通论》一书，开明书店1941年9月初版)。无论从发表时间上，还是从内容领域上，这两篇文章都为朱自清所感兴趣；其中前者后复发表于朱自清参与编辑的《国文月刊》第16、17期(1942年10月、11月出版)。(26) 从1938年下半年起，朱自清投入相当精力的事务之一就是与杨振声等编选“大一国文”。而郭绍虞的这两篇文章，都和大一国文有关。此前，郭绍虞刚为燕京大学一年级国文课编写了一套颇有特色的教材，一本是《学文示例》，一本是《近代文编》。这两篇文章恰为两书的(代)序言。《大一国文教材之编纂经过与其旨趣》交代： 一年级的国文教材，现分为二种教本，一为《近代文编》，一为《学文示例》，我于《学文示例》中写一篇序以说明此二书之编纂旨趣。至近代文编之编纂旨趣则以涉及文言白话问题，故即用本期所载《新文艺运动应走的新途径》一文以代序；而于代序之外另有“编例”及“序目”。 由此大致可以断定，《日记》中所谓《白话文学之路》，当即指《新文艺运动应走的新途径》一文，至于“他为大一中文选所作的序言”，则指《大一国文教材之编纂经过与其旨趣》一文。1942年，《旨趣》一文重刊于西南联大师范学院国文学系主办的《国文月刊》一卷十二期(1942年3月出版)，考虑到朱自清参与该刊的编辑，可以推知该文重刊极有可能缘于朱自清的推重。 郭绍虞的这两本书均由开明书店出版，《近代文编》出版于1939年，《学文示例》出版于1941年。朱自清欣赏郭绍虞在序言中的观点，但日记中似未提及《近代文编》一书的阅读与评论，至于《学文示例》一书，他直到战后回到北平才读到。在1947年12月写的《中国文的三种型——评郭绍虞编著的〈语文通论〉与〈学文示例〉(开明书店版)》一文中，他说：“这两部书出版虽然已经有好几年，但是抗战结束后我们才见到前一部书和后一部书的下册。”(27) 1938年4月17日记“读郭绍虞的《中国诗的精神与形式》”。查郭著目录，并无此篇，当为其长篇论文《神韵与格调》一篇的转译名称。理由有三：首先，“精神与形式”和“神韵与格调”语义相近(至于朱自清所用英文，笔者未见手稿，不得而知)。其次，郭绍虞的论文《神韵与格调》刊于1937年12月出版的《燕京学报》第二十二期，此时朱自清正在阅读该期杂志。此前一日，即4月30日，记“读完汤著《中国佛史零篇》”。“汤”指汤用彤，其《中国佛史零篇》一文同时刊发于当期《燕京学报》，这佐证了当前一段时间朱自清正在阅读《燕京学报》。第三，郭绍虞在《神韵与格调》一文中全面论述了神韵、格调之说在严羽、李东阳、李梦阳、何景明、王士祯之间的演变与微妙异同，全文总篇幅近五万字。朱自清在5月1日的日记中再次记述读郭文，并有概括和评价：“他对严羽、李东阳以至王(士祯)的思想的分析都很清楚，但仍失之于对神韵的看法的分析。神韵确实微妙，难于置评。郭的文风亦不够精炼。”这一概括与《神韵与格调》一文的内容完全吻合。 1938年8月16日记“读郭绍虞的《直观理论》”。查郭著目录，并无《直观理论》一篇，当为其《性灵说》一篇篇名转译。理由同上条：其一，“直观理论”与“性灵说”语义接近；其二，郭绍虞《性灵说》一文刊于1938年6月出版的《燕京学报》第23期，8月间朱自清正在阅读当期杂志，如19日记“读容君发表于《燕京学报》上的文章：《焦竑及其思想》”，此处“容君”指容肇祖，其文同时刊于当期《燕京学报》；其三，朱自清概括郭文内容“其中历史渊源部分甚佳，袁枚对直观理论之分析颇显肤浅，至最后一段对直观理论之辨正，其观点亦甚鲜明”，与《性灵说》一文情况完全吻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