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其余的乃出现于朝鲜、日本僧人之撰述，如： 高丽一然撰《三国遗事》卷3：“莫噵圣君轻下世，上方兜率正芳春。”（T49—988b） 新罗义湘撰《华严一乘法界图》卷1：“此即本末相资，名义互容，开噵众生，令致自无名真源。”（T45—713c） 新罗元晓撰《起信论疏》卷1：“一相一好，无际无限，故言噵色无碍。”（T44—203c） 新罗元晓撰《大乘起信论别记》卷1：“此今论主，总括彼经始终之意故，言噵此识有二种义也。”（T44—230a） 高丽天（正页）撰《禅门宝藏录》卷1：“禅灯点迦叶之心，教海泻阿难之口，则禅之与教，异日噵也决矣。”（X64—807a） 日本佐佐木宪德辑《冥报记辑书》卷4：“逢人即说劝善，己身持戒不全，悭贪不施。自噵我有善心供养三宝，然未曾布施片财。虽口云惭愧，心中即生别计惑乱凡俗。……闻道有一杨师操，一生喜论人过。每告官司噵他长短，逢人诈言惭愧。有片侵  ，实不能忍。今欲遣入此处，故修理之。”（X88—316b）日本释信瑞撰《净土三部经音义集》卷1：“《寄归传》曰：言长跪者，谓是只膝踞地，竖两股以支身。旧云胡跪者非也，五天皆尔，何独噵胡也。”（D61—24b） 日大内文雄、齐藤隆信《净度三昧经》卷3：“虽时有过失，或欲戒人，或知人有过，不得噵[7]说，故深求佛意，沤和拘舍罗度人。是辈不可谏，但当自责我曹。”（ZW07—313a） 《大正藏校勘记》：[7]「噵」，斯己本作「道」。 综上所述，从六朝开始，表“训导”、“言说”义之“噵”已经广泛使用。因为在比较正规的碑刻墓志中已经经常出现。碑刻、墓志一般是请书家先写底本，然后才由刻工雕刻，故比较严谨正规，与敦煌写本等随笔抄写者不同。由此可以想见，当时写本佛经中应该更多出现“噵”字。但到了唐宋时代，随着科举制度的兴起，对汉字规范日渐严格，特别是唐代颜师古《匡谬正俗》、张参的《五经文字》、颜元孙的《干禄字书》、玄度的《九经字样》；宋代郭忠恕《佩觹》、辽释行均《龙龛手镜》、明焦竑《俗书刊误》等一大批正字书的产生，不少俗写字逐渐退出历史舞台。 唐慧琳《一切经音义》卷86：“整道：徒到反，《论》从口作噵非。”（T54—863a）(25) 由此可见，唐代已经开始将“噵”作为俗字，在文字规范中属于不规范字，故逐渐开始被改掉。 最早刻板印刷的《大藏经》，即开雕于北宋开宝四年（公元971年）的蜀版官刻《开宝藏》，因它最初刻成的部分完全用《开元录》入藏写经为底本（写经中俗字较多），故可能还保留着“噵”这样的俗字（因《开宝藏》的印本现存的极少，国内仅有公私收藏的几卷，所以其全貌究竟如何不得而详，这里仅为推测）。而传到朝鲜后所刻的《高丽藏》即以《开宝藏》为底本，所以《高丽藏》中还保留着大量“噵”字（《大正藏》又是以《高丽藏》为底本，所以《大正藏》中也保留了大量“噵”字）。《赵城金藏》也是以《开宝藏》为底本刊刻的（所以与《高丽藏》版式、字体均同），但其中有少数“噵”已经改为“导”或“道”。在此以后再版的《大藏经》经不断校勘，逐渐将一些俗字改去。所以出现了《大正藏》作“噵”，而其他宋元明宫各本作“道”的情况。也许这也是朝鲜、日本僧人的撰述及日本所编的《续藏经》中较多保留了俗字“噵”的原因之一。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