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与最简方案的关系问题。引言里提到，在句法部分，DM基本沿用最简方案的分析体系。这种做法的好处自不待言，但也有一个弊端，即由于最简方案以词库论为基础，所以DM中实际残留的词库论痕迹很多，决裂的程度远不如其倡导者所声称的那样彻底。例如，DM体系里与词表关联的抽象语素（参看第2节）在很大程度上仍然起着决定句法推导的作用，这就与DM所提倡的单引擎论及构词的结构途径产生了一定的落差，存在与最简方案同样的问题（Boeckx 2010）。 第二，设想的落实问题。以大家普遍感兴趣的词类为例。除了n、v、a，定类语素还有哪些？介词应该按功能语素还是实词语素处理？3.2节提到，DM为我们认识词类在跨语言的共性和个性方面提供了一条新的思路。但迄今为止，相关论述都还只是纲领性的，尚无具体的方案。还有，DM理论强调，功能性句法终端由普遍语法的句法-语义特征界定。那么终端节点上的形态-句法特征是否具有跨语言的普遍性？对于这些问题，目前似乎还没有成熟的提案。 第三，形态操作问题。DM对形态操作有较为详尽的分类和描述（见第2节），但对它们的机制、动因及限制规定得还不够明确，存在一些疑点。例如，不同节点的特征为什么可以融合？节点分裂在哪些情况下可以发生？形态下降是否有区域条件限制？哪些语素的节点或特征是在句法运算结束后引入的，哪些源于词汇阵列？各种形态操作有没有严格的顺序限制？这些问题的答案都需进一步挖掘，不能仅满足于对事实的描述。 第四，形态音系问题。DM中的形态音系由PF分支上的一系列操作处理，主要有：线性化前的操作（如形态下降等）、词项插入和线性化、线性化后的操作（如局部变位）以及韵律域的构建（Embick and Noyer1999：273）。DM学者对前三种PF操作已有不少的论述，但对第四种操作的研究还极少。我们认为，韵律域构建部分是个颇具价值的研究方向，因为它不但直接衔接音系模块，而且直接服务于音系规则的应用。甚至可以说，韵律域构建是DM中句法-音系接口的最后一环，具有决定性意义。在这个方面，DM还需加强研究的力度。 总之，我们认为，DM对句法和形态关系的认识比较合理，理论取向基本正确，但体系目前不够完善，对事实的分析更是亟待提高。它的出现为语言结构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和思路，有不少可资借鉴之处。近几年来，笔者尝试用DM处理一些汉语现象，尽管比较初步，但也切身体会到，DM采用的句法和形态融合式的单引擎途径，比句法和形态两个模块分立的途径更适合汉语的实际。这其实是我们介绍DM最主要的原因。 本文在“当代语言学前沿学术报告会”（2014年12月，北京）上宣读。撰写过程中得到胡建华、熊建国、周光磊等学者的指正和帮助，匿名评审专家提出宝贵修改意见，特致谢忱。 ①参看Halle和Marantz（1994），Embick和Noyer（2005）等。有关DM的各种思想在其他既有理论中的体现，可参看Williams（2007：353-81）。 ②句法结构位置决定词类的观点，特点是不用定类语素，而由功能语素直接决定词根的词类。例如，轻动词、时态或体等令其成分统制且距离最近的词根呈现动词性，限定词（D）则使词根具有名词性。这一思想的倡导者在DM之外还有Borer（2005）等。本文暂不讨论类似的理论。 ③轻动词一般用斜体小写v标记。 ④为了便于读者理解，笔者在（8-10）三个树形图中对原文进行了细微的改动，在原来抽象、通用的图中增加了实例。 ⑤所谓“基本的结果式”在此指不及物的结果式。此外，Embick还详细地阐述了及物的和包含次谓语的结果式。感兴趣的读者可参阅原文。 ⑥参看Embick和Noyer（2007：303），Harley（2008：15）相关论述。 ⑦有关语段理论的最新进展情况可参看Grohmann（2009），Gallego（2010）等。 ⑧参看Anderson（1992），Booij（2007）等。有关词汇自主律在汉语中的应用，参看Huang（1984），Dai（1992）。 ⑨在此有两点需要说明。第一，生成语法学者很早就达成一致意见，域外论元（施事）不是由动词赋予，而是由动词及其补足语共同决定的。不过，几乎没有人提出这是结构决定题元角色的例子。第二，Hale和Keyser（1993）可能是最早倡导结构决定题元角色这个命题的，至少比DM学者更早。然而，他们的理论在整体上还属于词库论阵营，是在保留词库和词库内部操作基础上的结构决定论。DM在这个方面显然比他们更加彻底，与整个理论体系的兼容性也更强。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