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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理论启示 忠实与通顺是翻译研究绕不开的话题。本研究表明，无论是英译汉还是汉译英，对应转换都占有较大比重，这反映了人类认知具有共性的事实，同时，也反映了英汉互译中存在做到忠实翻译的基础，忠实并不总是要以牺牲通顺为前提。 但是，忠实与通顺并不是时时可兼得，即忠实需要牺牲通顺，或者通顺需要牺牲忠实。通顺的译文往往是转换思维方式的结果。若在实践中倡导思维方式的转换，一定程度上就是倡导牺牲忠实而取通顺。由于我们所考察的语料皆为名家所为，考察结果是，反映人类认知共性的感官动词的处理和使用一般是对应转换，而反映民族个性思维方式的部分，译者一般都是顺应译语民族的思维方式进行非对应转换，因此，我们可以说，通顺才是主流翻译家无意识、甚至是有意识追求的首要翻译标准。由于主流翻译家之所以成为名家与读者的认可有着莫大的关联，如译者是“为其读者群体进行翻译”（Stalling 2014：9），因而从一定程度上来说，通顺也是读者更乐意接受的首要翻译标准。 以往的动词翻译研究，如王文华（2001）、刘树根（1984）、谢旭升（2002）、包彩霞（2003）等，极少将感官动词单独划分成类，忽视了感官动词的特性。本文讨论的感官动词的处理和使用，应该说是讨论了最直接反映不同民族体验外在世界方式的语言使用现象。翻译中感官动词的使用和处理，也最直接反映了译者自身对外在世界，如读者的期待等方面的体验。因而，本文的结论之一是通顺才是译者和读者更乐意接受的首要翻译标准，其实就是最能反映不同民族审美方式的要求。刘宓庆、章艳（2011：9）指出，“对中国翻译学而言，翻译美学在翻译学中应该是一个占有核心地位的分支”。不过，虽然我们考察的语料是英汉互译，但其中不少译者和面向的读者都是以英语为母语，因而翻译美学应该在翻译学中占有核心地位恐怕不能仅就中国翻译学而言。 Venuti（1995：20-21）指出，“通顺”的翻译策略主导了西方300多年的翻译实践，是英语文学中翻译外国经典的主要方法。但是，本文考察的译者不仅来自有种族中心主义和文化帝国主义价值观的西方，还有来自曾经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且至今还是发展中国家的中国。我们的研究表明，不论是西方还是中国，追求通顺都是译者和读者的普遍追求。译文忠实而不通顺，译者现身而不隐身，译文难以获得读者的认可，译者也难以成为翻译名家。 本文对英汉互译中感官动词的处理和使用做了统计，发现英汉互译中存在对应转换和非对应转换。我们认为，前者是英汉思维方式共性特征作用的结果，后者是英汉思维方式个性特征作用的结果，即译者根据英汉思维方式个性特征使用承载英语或汉语思维方式的语言形式进行相互替换的结果。 鉴于我们考察的语料是中外翻译名家所为，我们认为，要学会名家的翻译方法，在英汉互译实践中，译者必须认清两种语言反映思维方式的共性特征以及个性特征，识别反映共性和个性特征的言语形式。对反映共性特征的语言形式的处理，必须参照语段话语的主题以及信息焦点位置。对反映个性特征的言语形式的处理，则要使用承载译语思维方式个性特征的言语形式，完成双语思维方式的转换，即汉英翻译中，需要把主客不分的意识转换为主客两分的意识，而英汉翻译中则相反。 最后，我们指出，根据本文对名家译作的考察，英汉互译的首要标准和策略是“通顺”，结合Venuti对西方传统翻译实践的考察来看，中西翻译实践的首要标准和策略仍然都是“通顺”。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