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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黄车掌录》恣搜罗：徐兆玮与旧小说资料汇编 清末孙雄《道咸同光四朝诗史一斑录》（1908）收录徐兆玮《游戏报馆杂咏》诗云：“说部荒唐遣睡魔，《黄车掌录》恣搜罗。不谈新学谈红学，谁似蜗庐考索多。”后有徐氏自注：“都人士喜谈《石头记》，谓之红学。新政风行，谈红学者改谈经济；康梁事败，谈经济者又改谈红学。戊戌报章述之，以为笑噱。鄙人著《黄车掌录》十卷，于红学颇多创获，惜未遇深于此道者一证之。”此《黄车掌录》稿本[23]，现藏常熟图书馆古籍部，凡八册，不分卷，即便以一册为一卷视之，其卷帙也与徐氏自注不同。《黄车掌录》书稿除正文外，尚有增补性质的眉注、夹注、贴笺，其辑录资料的时间，亦远在光绪三十四年（1908）之后，譬如“《品花宝鉴》”条，引及辛亥（1911）四月廿八日《神州日报》有关资料；“查禁淫词小说”条末抄录了民国四年（1915）六月教育部所颁查禁小说名单；“《玉蜻蜓》”条，引及民国九年（1920）三月江苏淞沪警察厅布告；“《老残游记》”条，引及民国十七年（1928）九月《小说世界》第十七卷三期所载范烟桥文；“《儒林外史》”条，引及民国二十年（1931）三月十八日《新闻报》所载杨静庵文。凡此表明：《黄车掌录》的辑纂大概经历了一个较为漫长的过程。 据虹隐楼日记，《黄车掌录》始编于光绪二十五年（1897），这是目前所知时间最早的古代小说资料汇编。《己亥日记》正月十四日载：“余喜阅本朝说部书，取其有资掌故也。四日内阅梁章钜《归田琐记》八卷。时将为《称谓录》、《四书文杂事诗》、《黄车掌录》三书，未成，虽琐屑不足为大雅道，亦借以养性适情耳。”为搜集资料，在光绪二十五、二十六两年时间中，徐兆玮集中阅读了一大批笔记杂著，其部分书目参见上文。至光绪二十八年（1902）十月，《黄车掌录》已具一定规模，徐氏遂有“写定”[24]之意，并陆续寄呈友朋阅正，得到肯定和帮助[25]。光绪三十一年（1905）底，徐兆玮致函小说林社的丁芝孙，声称《黄车掌录》“正二月间亦可脱稿，如尊处能代印，当邮稿就正。”[26]但由于他未能及时“铨次”完稿[27]，付印之事遂不了了之。 至光绪三十四年（1908）十二月，寓居京师的徐兆玮将《黄车掌录》缮为五册，送交曹元忠[28]阅正；之后，续为增补[29]，至民国八年（1919）二月，《黄车掌录》已达“六厚册”，较光绪二十八年（1903）初次写定时“增入几得其半”[30]，不过，他仍未停止增补[31]，直至民国二十六年（1937）四月十日，他还在计划重新写定《黄车掌录》[32]。然天不假年，民国二十九年（1940），徐兆玮病逝于上海，伴随他一生的《黄车掌录》最终竟未及付印，留下了难以弥补的遗憾。 检讨《黄车掌录》的辑纂过程，前后长达五十余年，始终未能杀青定稿，个中原因，除了徐兆玮追求完美、补辑不止之外，也有若干客观因素的干扰。 其一、需要适应《黄车掌录》体例的多次调整。该书初编之时，徐兆玮计划收录的对象包括通俗小说、弹词以及杂剧，《己亥日记》光绪二十五年五月初六（1899年6月13日）载：“予纂《黄车掌录》，间及杂剧，乃读《茶香室丛钞》卷十七，则乾隆时奉旨，于扬州设局修改曲剧，总校黄文旸著《曲海》二十卷，曲园称所载杂剧、传奇之名多世所未见，则搜采之浩博可知，此书不知有传本否？”但后来关于杂剧部分的书稿不慎遗失，他只能割弃而另起炉灶[33]。此外，在光绪三十二年（1906）前后，徐兆玮购阅了数量可观的新小说，他准备编制一份目录提要，并将其收入《黄车掌录》之中：《燕邸日记》光绪三十一年（1905）十二月二十一日（1906年1月15日）录与丁芝孙札：“《黄车掌录》一书，考证旧小说而附以译本小说提要，正二月间亦可脱稿”；《燕台日记》光绪三十二年六月十六日（1906年7月17日）录与孙希孟札：“近编译本小说目录，已得百种，归里后再编入《黄车掌录》。此书体例亦略通变，如文话、曲话之例，纯以己意之贯穿之，取能插入新智识，不至枯涩无味也。”但之后情况发生变化，一来译本小说提要撰写不易，进展缓慢，二来其内容渐趋增多，难以与《黄车掌录》所录其它作品取得平衡，因此，徐兆玮决定将译本小说提要单列为一书。体例的多次调整，导致《黄车掌录》的卷数发生变化，徐氏自言该书有“十卷”，但今存稿本仅有八册且未标卷数。此外，徐兆玮不满足于将各种资料进行简单罗列，希望能够“以己意之贯穿之”，达到“插入新智识”的效果，自然也增加了《黄车掌录》的辑纂难度，延缓了其完稿时间。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