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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主要的语义-形态范畴 汉语不是形态型语言。但是，如果一种语义范畴在众多语言中以形态手段表达，它往往是人类交际中较重要的范畴；即使在汉语及其方言中不用形态表示，也可能以其他语法手段来表示或隐性存在于语法规则中，例如自动使动、自主非自主、作格型宾格型的对立等。因此，系统调查描写一种方言的语法，最好对人类语言常见的形态范畴有所了解。况且有些不存在于汉语主体的形态现象在与其他语言有接触的方言中也可能存在。 （一）谓语词团及动词的形态。这一部分主要包括下面这些语法要素和形态范畴。 情态（modality）成分。多用情态动词/助动词等分析性成分表示。在形态型语言里，情态动词多为谓语的限定范畴（时、式、一致关系等）的承荷者，句法上可视为谓语的核心。前述汉语正反问操作作用于情态成分，也反映了其核心地位。由于实义动词对论元结构及整个句型至关重要，因此不妨将情态成分和实义动词合起来看成谓语的核心——谓语词团。 式（mood）。又称语气，多用形态或虚词表示，式与情态如何交叉和分工，因语言而异（参看Palmer 2001）。汉语的句末语气词主要表示语气，也有学者进一步区分基本语气（如陈述、疑问、祈使等）和语气下位的具体“口气”。有些语气词也兼有时体类语义，如普通话“了2”及其方言对应词语。在语序方面，句末语气词一般呈现“时体-语气-口气”的序列，越在外侧的越表达主观化内容。 示证（evidentiality）范畴。又称传信范畴，表示小句所述命题的消息来源和言者的确认程度，在有些语言中用形态表示，分“亲见的”、“听来的”、“可推断的”等。藏语支羌语支语言多有示证形态，与这些语言有接触关系的汉语方言或混合语可能有类似现象。 一致关系。这里指加在谓语词团上的一致关系，主要有人称、数的一致，有些语言还有性/类的一致。一致关系的对象按优先度依次是主语/施事、直接宾语/受事、间接宾语/与事。一般可以预测汉语方言不存在主谓一致关系，这也意味着更不可能有动宾一致关系。 时、体、态。这几个范畴比较为人所熟知，汉语一般有“体”无“时”，假如被动标记可以直接加在动词上（被赶走），也可以算有“态”范畴。在态范畴中，除了主动态、被动态外，常见的还有反身态和相互态，它们在阿尔泰语言中常见，值得西北方言调查者关注。 （二）名词的形态及虚化标记 性/类别范畴。性范畴和类别范畴本质上是相同的，都是以语法手段对名词进行语义分类。区别在于性的分类基础是自然性别，而类别范畴的分类维度更多。有学者将两者合称为“性/类范畴”（Grinevald 2000）。性/类别范畴的句法重要性在于某些句法结构有相应的一致关系形态，如俄语的性范畴。假如性/类别范畴只涉及名词词义和构词法的局部，无关乎句法，其语法重要性就不强。如英语的actor～actress，lion～lioness之类。汉语某些方言的部分动物名词似乎有性的标记，如“鸡公～鸡婆”、“牛牯～牛婆”之类。有些性别标记还扩展到泛指一类动物甚至非生命物，如南方湘粤客赣方言中的“虾蟆婆大蛤蟆、虾公虾、蚊公蚊子、虱母、虱子、虱婆子虱子、鼻公鼻子、奶婆乳房、脚臀公脚跟、袄婆棉袄、笠婆斗笠、碗公大碗、刀嫲砍刀”等（详见伍巍、王媛媛2006），但这些并不带来一致关系等句法要求，因此也仅是一种局部的构词现象。假如类别范畴是靠汉语量词那样的分析性单位体现的，由于涉及到句法层面的量-名选择组合关系，这种范畴具有一定的句法重要性。假如量词如粤语、吴语那样还有分类以外多种句法语义作用，如个体化、实指、定指（类冠词）、兼用定语标记等，则这种分类范畴就变得更加重要，可以视为显赫范畴（参看刘丹青2012）。 数范畴。数范畴也是在有数一致关系的情况下才更加重要。这里要注意的是，一致关系不仅存在于形容词、领属语与核心名词的关系中，而且存在于指示词、量化词等与名词的数的关系中，例如英语this book和these books就用不同数的指示词与核心名词的数保持一致，两个指示词在此不能互换。汉语总体上没有一致关系，即使将后缀“-们”分析为复数后缀，也不产生一致关系的后果。但是有些汉语方言指示词与名词间存在数一致关系，在单数和复数名词之前要用不同的指示词。例如山西晋城方言指示词“指单个儿事物”用  （这）、 （那），“指两个以上事物、表处所”用、 （乔全生200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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