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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竟是长篇小说，《文明小史》到底优势何在，值得如此褒扬?阿英必须回答这个问题。很可惜，他所谓的第二个优点，“一脱过去一般小说的定式，不用固定的主人公，而是流动的，不断替换的许许多多的人物作了干线”，恰好与下面的表彰互相矛盾：“特殊是写湖南的十多回，可说是全书最精彩，也是作者笔力最酣畅，最足以表现创作力的高度的表征。”(14)到底是四处流动好，还是集中表现更佳，二者只能取其一。阿英紧接着重点分析湖南永顺的故事，文章结尾处又称《文明小史》前强后弱，乃因后半部“把题材拉得太开扩，而收束不拢”、“令人有‘草草结束’，而没有经过‘精心结构’之想”(15)，可见这第二个优点实在勉强。 其实，真正吸引阿英以及后世史家的，确实是那“整然的反映一个变动的时代”；至于小说结构如何精彩，那都是事后硬编出来的。李欧梵称“《文明小史》最足以概括当时中国现代文化方兴未艾而又错综复杂的面貌”，也是基于此立场——“将这种眼花缭乱的世界勾勒出来，这是一个了不起的大工程”(16)。 与阿英不同的是，李欧梵并不嘲讽李伯元政治立场的落后。因为他接受了卢卡奇(Ceorg Lukacs，1885-1971)的思路：“巴尔扎克是保皇党，但是他的价值并不在此，作者个人的政治取向与小说所展示出的是两码事”，由此得出李伯元、吴趼人、刘鹗等晚清小说家“并不是那么保守”的结论(17)。我比李先生走得更远，认定正是因李伯元的政治立场与艺术感觉存在巨大差异，使得《文明小史》充满内在的张力，避免了那个时代流行的“开口见喉咙”的写作风格，故时至今日还有欣赏价值。 《文明小史》的“楔子”，有一段开宗明义的话，阅读时不能错过。作者追问，今日的世界，到底是“老大帝国，未必转老还童”呢，还是“幼稚时代，不难由少而壮”： 据在下看起来，现在的光景，却非老大，亦非幼稚，大约离着那太阳要出、大雨要下的时候，也就不远了。何以见得?你看这几年，新政新学，早已闹得沸反盈天，也有办得好的，也有办不好的；也有学得成的，也有学不成的。现在无论他好不好，到底先有人肯办；无论他成不成，到底先有人肯学。加以人心鼓舞，上下奋兴，这个风潮，不同那太阳要出、大雨要下的风潮一样么?所以这一干人，且不管他是成是败，是废是兴，是公是私，是真是假，将来总要算是文明世界上一个功臣。所以在下特特做这一部书，将他们表扬一番，庶不负他们这一片苦心孤诣也。(18) 如此温和的改良主义立场，与小说第一回那位昙花一现的饱学之士姚士广的话正可互相印证：“总之，我们有所兴造，有所革除，第一须用上些水磨工夫，叫他们潜移默化，断不可操切从事，以致打草惊蛇，反为不美。”(19)这并非正话反说，也不是语带嘲讽，我同意阿英的意见，姚老先生的这段话，正是作家本人的立场。阿英据此推论：“他主张维新，但他反对采用激烈的手段。他对于出现在书里的一切人物的批判的描写，是全都从这一主点上出发。对于种族革命，他是和吴趼人一样的，采取了反对的态度。”(20)实际上，晚清小说中持种族革命立场的，并不占主导地位；况且，不是政治上越激进，小说便越有价值。 明明知道“新政新学”代表着中国的未来，可其笔下那些维新志士，为何全都很不靠谱?在我看来，这既是时代思潮，也涉及文类特征。翻阅晚清报刊，批判、嘲讽乃至骂街是舆论的主流，差别仅在于水平高低。谁都对这个世界不满，都知道大厦将倾，狂澜既倒，可就是不晓得如何匡扶正义。在众多报刊中，有引进西学的，有传播新知的，有关注政治改革的，也有表扬好人好事的，可谓“众声喧哗”。可在小说创作上，呈两极分化趋势，既有《新小说》之理想论述，也有《绣像小说》的现实批判。相对来说，梁启超们构建的理想世界过于渺茫，还是李伯元、吴趼人等着力批判现实更合读者的口味。 阿英说得没错，在《文明小史》中，“官僚的维新，那更是笑话百出”；“维新的一派，在李伯元的笔下，一样是没有生路的，所描写的完全是一些丑恶”(21)。可这就是“早已闹得沸反盈天”的“新政新学”的真实情景吗?若如是，中国确实没什么希望。好在我们在其他报刊及书籍中，读到了许多有关学堂、报章、演说以及新名词的正面报道。 小说家当然有权力蔑视“正面报道”，完全可以另辟蹊径，驰骋想象。可第六十回谈论立宪的这段文字，怎么看都觉得过于轻佻： 外边得了信息，便天天有人嚷着“立宪，立宪”!其实叫军机处议奏的，也只晓得“立宪，立宪”!军机处各大臣，虽经洋翰林洋进士一番陶熔鼓铸，也晓得“立宪，立宪”!评论朝事的士大夫，也只晓得“立宪，立宪”!“立宪，立宪”之下，就没有文章了。 这一回的回评称“此数语如养由基之射，言言中的”。后世的研究者也喜欢引这段话，说小说家批评“假维新”如何入木三分。但是，对晚清立宪运动略有了解的读者，不会满足如此浅薄的讥讽。一个世纪后，回过头看，当年慷慨激昂的批评家，明显低估了政治体制改革的难度，也不太能体谅主事者的苦心：都希望毕其功于一役，那就只有暴力革命了。李伯元若能记得开篇所说的“水磨工夫”，对于新政及新学的描写，或许将是另一种模样。 在我看来，《文明小史》的缺憾，不是阿英所说的过于“温情主义”，而是对新政及新学缺乏基本的了解与同情，将“维新志士”彻底漫画化，语调过于刻毒。这样一来，小说虽有很强的批判性，读起来解气，却很难说是描绘了一幅晚清波澜壮阔的变法维新运动的历史画卷(22)。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