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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初刊《绣像小说》的《文明小史》作为研究对象，强调小说与评语及插图间的关系非同寻常，应作为整体来综合观察，此乃本文的基本着眼点。至于题目中的“绣像小说”，兼及出版传统与杂志名称，亦古亦今，可文可史(见图2)。  图2 《绣像小说》第六期封面 一、历史画卷、小说结构以及“水磨工夫” 论及李伯元《文明小史》的文学史意义，一般多从阿英说起。确实，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以及胡适的《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都只是在评论李伯元的《官场现形记》时，顺带提及《文明小史》①。上世纪三十年代中期，阿英的《〈文明小史〉——名著研究之一》以及《晚清小说史》问世，其极力表彰的《文明小史》方才逐渐进入学界视野。 出人意料的是，此前三十年，以古文及译作名扬天下的林纾，竟率先站出来为《文明小史》叫好。1906年，也就是《文明小史》刊行单行本的那一年，林纾与魏易合译的哈葛德小说《红礁画桨录》恰好也在商务印书馆出版，在此书的“译余剩语”中，林纾讲了这么一段大有见地的话： 方今译小说者如云而起，而自为小说者特鲜。纾日困于教务，无暇博览。昨得《孽海花》读之，乃叹为奇绝。……《孽海花》之外，尤有《文明小史》、《官场现形记》二书，亦佳绝。天下至刻毒之笔，非至忠恳者不能出。忠恳者综览世变，怆然于心，无拳无勇，不能制小人之死命，而行其彰瘅，乃曲绘物状，用作秦台之镜。观者嬉笑，不知作此者搵几许伤心之泪而成耳。吾请天下之爱其子弟者，必令读此二书，又当一一指示其受病之处，用作鉴戒，亦反观内鉴之一助也。② 当然，将小说看作分辨是非、鉴别善恶的秦镜，这不是什么新鲜的比喻；而强调作者的良苦用心，也是那时常见的说法。《文明小史》单行本刚推出，商务印书馆便在《中外日报》刊广告称：“此书用白话体裁，演说中国社会腐败情形，将官界、学界描写入神，直如禹鼎铸奸，温犀烛怪。然著者非好为此刻薄也，蒿目时艰，有感而作，其寓意遥深，无非欲令若辈有则改之，无则加勉而已。阅者可于言外见之。”③ 好在林纾并非人云亦云，还有不少值得关注的“后续动作”。比如，1907年，林纾翻译刊行狄更斯的《孝女耐儿传》，赞赏作家“以至清之灵府，叙至浊之社会”，且“不重复，不支厉，如张明镜于天际，收纳五虫万怪，物物皆涵涤清光而出，见者如凭阑之观鱼鳖虾蟹焉”④。1908年，林纾译《贼史》毕，有如下精彩的感叹： 所恨无迭更司其人，如有能举社会中积弊著为小说，用告当事，或庶几也。呜呼!李伯元已矣。今日健者，惟孟朴及老残二君。果能出其绪余，效吴道子之写地狱变相，社会之受益，宁有穷耶?谨拭目俟之，稽首祝之。⑤ 求人不如求己，日后技痒难忍的林纾，甚至为描摹此大变动的时代，用文言撰写了长篇小说《剑腥录》、《金陵秋》与《巾帼阳秋》。姑不谈这些作品能否如“吴道子之写地狱变相”，但林纾对于小说的热爱，可见一斑。只是此老不甘寂寞，1917年2月8日在上海《民国日报》上发表《论古文之不当废》，直接与新文化人抗争，以致此后很长时间被作为“反面人物”打入冷宫。或许正因此，学界才忽略了其对于《文明小史》“亦佳绝”的评价。 1935年6月15日刊行的《新小说》第一卷第五期上，有寒峰(阿英)的《〈文明小史〉——名著研究之一》，此文与阿英同期撰写的《晚清小说史》思路一致⑥，但论述更为详尽，故这里以文章为准。至于十年后杨世骥所撰《〈文明小史〉》一文⑦，所论没有超出阿英的地方，此处从略。 这一时期的阿英，已从激进的文学批评家转为厚实的文学史家，但仍坚持马克思主义立场，强调社会存在对于文学表现的决定性影响。在他看来，晚清小说最值得关注的是：“第一，充分反映了当时政治社会情况，广泛的从各方面刻划出社会每一个角度。第二，当时作家，意识的以小说作为了武器，不断对政府和一切的社会恶现象抨击。”⑧基此，阿英谈论《文明小史》，开门见山地说： 李伯元的《文明小史》，在维新运动期间，是一部最出色的小说。一般人谈起李伯元来，总会强调他的《官场现形记》，而我却不作如此想。《官场现形记》诚然是一部杰作，但就整然的反映一个变动的时代说，《文明小史》是应该给予更高的估价的。⑨ 什么叫“整然的反映一个变动的时代”?简单说来，就是小说描写了“各阶层”以及“全中国”在维新运动期间的表现。用阿英的话说，首先是“全般的反映了中国维新运动期的那个时代，从维新党一直到守旧党，从官宪一直到细民，从内政一直到外交”⑩。我基本认同这一看法，在晚清小说中，《文明小史》和《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所呈现的社会面貌复杂，官场、学界、商场各种人物交叉出场，不像此后各种“现形记”和“怪现状”那样单打一，基本上不越界(11)。《文明小史》刚在《绣像小说》上连载，其广告称：“此书以提倡人群日进文明为宗旨，但内地僻陋，守旧风气未开，不得不默化潜移，冀收循循善诱之效。用笔谑而不虐，婉而多讽，模仿《儒林外史》处士实居八九。”(12)小说前十二回确实围绕“民俗浑噩，犹存上古朴陋之风”的湖南永顺的官场风波展开，可李伯元显然不满足于嘲笑“内地僻陋”，因教士的率领，刘伯骥等一干“有志之士”开始出门游历了。随着小说的逐步展开，读者不难发现，那极为“文明开化”的大上海，也好不到哪里去。“所描写的地带，不是某一个省，或者某一个镇，而是可以代表中国的各个地方，从湖南写到湖北，从湖北写到吴江，从吴江到苏州，到上海，再由上海到浙江，到北京，到山东，由山东回到南京，更从南京发展到安徽，香港，日本，美洲，然后回到南北两京。”(13)阿英的这段话，日后常被史家引用或袭用。作为小说家，难道不能“深耕细作”，或“攻其一点不及其余”，而非要如此“全面展示”不可吗?这样来追问阿英，明显不合适；因其反映论观念及现实主义立场，阿英倾向于将小说当作社会史料来阅读。至于是否“用笔谑而不虐，婉而多讽”，似乎不太用心辨析。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