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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唐代宗族形态之嬗变 基于隋唐社会环境的新变化，唐代的宗族形态处在一个明显的转折期。以中唐为界，此前主要是继续着南北朝以来以世家大族为核心的中古宗族的衰变；此后，则开启着宋元以后近古宗族的历史。这种转折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 一是城乡宗族的分野日渐清晰。在魏晋南北朝时代，无论世族宗族也好，其他宗族也好，其立足点都是乡村社会，其生存与扩张的中心也是乡村社会。至隋唐时代，官宦大族纷纷脱离乡里，向政治中心所在地也就是京师或其他城市集中。如唐人柳芳所言：“士无乡里，里无衣冠，人无廉耻，士族乱而庶人僭矣。”[57]唐代宗时人贾至亦言：“士居乡土，百无一二，因缘官族，所在耕筑，地望系数百年之外，而身皆东西南北之人焉。”[58]对此，毛汉光先生认为，世族之迁移都邑，以高宗至玄宗朝为甚，至安史乱前告一段落。在十姓十三个著名世族的诸支迁徒中，迁往河南府者，较往京北者几乎多了一倍，河北世族诸支向西京迁移的迹象尤为明显[59]。对于由此而造成的“士无乡里，里无衣冠”现象，常建华先生认为“造成乡里社会失去文化精英，传统伦理沦丧，士庶混同，遂使民间社会出现权力和文化真空化。唐中后期河北（山东）地区的胡化及藩镇动乱与此不无关系”[60]。 促成这一趋势的原因颇多，其中最为重要的是前已述及的唐代中央集权的强化。唐代中央集权的强化，使韩非所倡言的“事在四方，要在中央。圣人执要，四方来效”[61]，又一次成为政治现实，原已散布于各地的事权、人权、军权被重新集中于中央，形成了以京师为核心、以各地大城市为纽带的政治网络。名门大族也好，其他各业人士也好，要想成就大业，必须要进入作为各级政治中心的城市，才能谋取政治的、经济的或其他诸种利益。 以科举制为例。科举制取代了乡举里选与九品中正制，使官员的选任集中到了中央王朝，要进入仕途，求取科举功名，也必须进入作为政治中心的城市。这是魏晋以来所形成的名门望族移徙城市的更为直接的原因。如大历初年刘秩所言： 隋氏罢中正，举选不本乡曲，故里闾无豪族，井邑无衣冠，人不土著，萃处京畿，士不饰行，人弱而愚。[62] 科举制以及与之俱来的文官集团的发展，使唐代政治社会中贵族化色彩不断减弱，官僚化色彩渐渐强化。两晋南北朝政治社会的一大特色就是贵族化色彩的重泛，其突出表现就是九品中正制、占田制与均田制。九品中正制保证了世族对国家政权的分割与世袭，“公门有公，卿门有卿”，他们无论是高卧东山，还是醉啸山林，都不会影响对政治权力的享有。按官品占田，既保障了其经济基础，也为其植根乡村提供了条件；占田制下的荫客荫亲属制，多者九族，少者三世，则促成了其与乡间原有宗族的凝合，而均田制下，世族显宦也可以永业田等方式享有大土地所有制的世袭权益。因此，世家大族完全可以居于乡村。至隋唐则不然，科举制中止了其世袭特权，没有了荫户荫亲属制，也没有了占田制。至于中唐，均田制也退出了历史舞台，使其完全丧失了经济特权。这样，他们已没有理由留居乡村，只能追随权力中心，飘移不定。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