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二，这一时期的宗族首领往往拥有多少不等的身份性特权。世族之特权自不待言，“上品无寒门，低品无士族”是其政治特权的真实写照，其经济特权则体现为占田式及荫客荫亲属之制，尤其是自西晋以来的荫客荫亲属制，使世族及其宗亲往往拥有制度上的连带特权。《晋书·食货志》记西晋之荫亲属制曰： 其官品第一至于第九……而又各以品之高卑荫其亲属，多者及九族，少者三世，宗室、国宾、先贤之后及士人子孙亦如之。而又得荫人以为衣食客及佃客。[21] 自第一品荫及九族到第九品荫及三世，这是最为重要的连带特权，再加上宗室、国宾、先贤之后及士人子孙都拥有的荫亲属特权，其范围已相当大了，宗族中或家族中只要一人仕宦或者曾有人仕宦，或前为士人，都可获得自三世到九族不等的连带特权。南朝是否也有同样的规定，史焉不详，但也未见其他新的规定，鉴于南朝政治结构与政治形势，其承袭西晋之制的可能性颇大。 强宗豪族虽然不能拥有世族那样的身份性特权，但他们往往通过出任地方掾吏或主政乡里获得多少不等的经济与政治特权。如北魏初期之宗主督护就十分典型，史称： 魏初不立三长，故民多荫附。荫附者皆无官役，豪强征敛，倍于公赋。 旧无三长，惟立宗主督护，所以民多隐冒，五十、三十家方为一户。（李）冲以三正治民，所由来远，于是创三长之制而上之。[22] 可见宗主督护基本为豪强充斥，且享有充分的权益。 庶民宗族是这一时期的弱势宗族，但其首领仍然可以在乡里社会拥有一席之地。如南朝乡村中即有村耆、三老之设，且有一定职掌。《南齐书·竟陵王子良传》记萧子良任丹阳尹时曾上书请修治丹阳等四县的陂塘，其中提到：“得丹阳、溧阳、永世等四县解，并村耆辞列，堪垦之田，合计荒熟有八千五百五十四顷，修治塘遏，可用十一万八千余夫。”[23]这些村耆可以直接向县尹建议诸水利事务。又，《南史·梁武帝纪中》记，为安置流移人口，梁武帝下诏称：“若流移之后，本乡无复居宅者，村司三老及余亲属，即为诣县，占请村内官地官宅，令相容受，使恋本者还有所托。”[24]由此诏文我们也可以看到三老在乡村社会中的实际地位与作用。上述村耆、三老当然会有强宗豪族为之，但在普通乡村，肯定也会有一些庶民宗族的首领担任。至如北魏三长制也是如此。史称：“今之三长，皆是豪门多丁为之。”[25]此“豪门”当然是指强宗，但“多丁”则或可是庶民宗族。依三长制，一党百户，有党长一人，还有闾长、邻长，合计“有帅二十五人”，而且从党长到邻长都可享有不等的免役与荫户特权。除党长外，闾长与邻长应当多是由庶民宗族之族长而为之。 第三，这一时代的宗族既然植根于乡村社会，加之强宗豪强所拥有的政治、经济特权，所以宗法血缘关系的凝聚力大为加强，聚族而居现象较为多见。所谓聚族而居是指同一宗族乃至若干同姓宗族主动地在一地聚居。如《北史·李灵传》及附《李显甫传》所记李氏之聚李鱼川之例： 李灵，字武符，赵郡平棘人也。父勰，字小同，恬静好学，有声赵、魏间。道武平中原，闻其已亡，哀惜之，赠宣威将军、兰陵太守。……（至其孙）显甫，豪侠知名，集诸李数千家于殷州西山，开李鱼川方五六十里居之，显甫为其宗主。[26] 北齐宋孝王撰《关东风俗传》云： （北齐）文宣之代，政令严猛，羊、毕诸豪，颇被徙逐。至若瀛、冀诸刘，清河张、宋，并州王氏，濮阳侯族，诸如此辈，一宗近将万室，烟火连接，比屋而居。献武初在冀郡，大族蝟起应之。侯景之反，河南侯氏几为大患，有同刘元海、石勒之众也。[27]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