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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魏书·薛胤传》载： （河北）郡带山河，路多盗贼。有韩、马两姓，各二千余家。[28] “一宗近将万室”、“韩、马两姓，各二千余家”与前引“诸李数千家”，都是典型的聚族而居，这种聚合对于地方政治与乡里社会产生了重要影响。 即使战乱状态下，人们或以坞壁自保，或者迁徙他乡，但大多也采取聚族而居的形式。如在晋末战乱中，庾衮“率其同族及庶姓保于禹山”，“邑推其长，里推其贤”，“上下有礼，少长有仪”，“及贼至，衮乃勒部曲，整行伍，皆持满而勿发”，“村坞主帅小者，犹假银青、将军之号，欲以抚结众心”[29]；郗鉴被“宗族及乡曲”推为坞主[30]；“句氏宗党五千余家保于阴密”[31]，等等。从总体上看，这些乡里坞壁多是聚族而居，是以某一宗族或若干宗族为核心的宗法武装集团，具有较强的内凝性与较大的独立性。 人们的迁徙以及官府安置移民往往也是以宗族为单位整体进行，到达新居地后也多是聚族而居。如东汉末年的许靖、许褚、李典，西晋末年的祖逖等等，都是举族而迁。当时南方的侨郡侨县更是按照原来所在郡县居民编贯在一起，亦即以原来的宗族组织为纽带聚居在一起的。如《南史·康绚传》载，康绚“晋时陇右乱，迁于蓝田……至宋永初中，康绚子穆乡族三千余家入襄阳之岘南，宋为置华山郡蓝田县，寄立于襄阳”。《宋书·何承天传》载其元嘉十九年上书曰：“今移民实内，浚治城隍，族居聚处，课其骑射。” 第四，这一时期的强宗大族不仅是一个宗法血缘集团，往往也是一个军事集团。他们或者举宗为伍，或者拥有专门的部曲、家兵。遇有社会动荡，一些强宗大族往往举宗归附于某一势力或举宗起兵，自成势力。曹丕曾言：“四海既困中平之政……于是大兴义兵，名豪大侠，富室强族，飘扬云会，万里相赴。”[32]李典曾率宗族部曲一万三千余口投奔曹操，自言：“典驽怯功微，而爵宠过厚，诚宜举宗陈力；加以征伐未息，宜实郊遂之内，以制四方。”[33]任峻也是“别收宗族及宾客家兵数百人”[34]，依于曹操。凉州天水人杨阜，仕州为参军事，遇马超攻围时，“率国士大夫及宗族子弟胜兵者千余人”[35]，苦苦坚守。两晋之际，周玘“宗族强盛，人情所归”[36]，其“三定江南”所依靠的主要是自己的宗族武装。南北朝时代，宗强武装与私兵、部曲一直是强宗大族的重要基础，他们既可以拥戴中央王朝，为其所用；又可能成为中央王朝的异己力量。所以，当强化中央集权的进程开始之际，宗强武装与私兵、部曲便是必然要解决的问题。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