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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唐时代，特别是唐代，商品经济与城市经济迅速发展，城市渐渐繁荣，城乡生活的差距明显悬殊。有势者自然也会向城市集中，去享有乡村不曾拥有的奢华。韦庄《咸通》诗云： 咸通时代物情奢，欢杀金张许史家。 破产竞留天上乐，铸山争买洞中花。 诸郎宴罢银灯合，仙子游回璧月斜。[63] 其《忆昔》诗亦云： 昔年曾向五陵游，子夜歌清月满楼。 银烛树前长似昼，露桃花里不知秋。[64] 即使唐末动乱中的汉州城，仍然“郭邑楼台触目惊”，“芰荷风里管弦声”[65]。这也是有势者离开乡村、移居城市的重要原因。 二是从“聚族而居”到“宗族聚居”。如前所述，魏晋南北朝时代，聚集同一宗族或若干同姓宗族的聚族而居现象较为普遍。至唐代，这种现象已不多见，而宗族成员的自然聚居亦即“宗族聚居”成为普遍存在。 宗族成员的自然聚居自秦汉以来便已存在，其根源是中国古代社会家产继承的诸子均分制。诸子既然可以平等地从长辈处分得家产，往往会就地生活与繁衍，历数代之后，便会形成一个自然聚居的宗族。如天复九年（909）敦煌农民董加盈兄弟三人分家时，其家有一块集中的土地索底渠地15.5亩，兄长加盈分得6.5亩，两个弟弟怀子、怀盈各分得4.5亩；另外一些散地的分配是，景家园边地４亩分给加盈；渠地中心长地５亩，分给怀子；渠地东头方地兼下头地５亩，分给怀盈。房屋是一处正宅和两处相邻的宅子，正宅分给了加盈，正宅南边各有“舍壹口并院落地壹条”，分别给了两个弟弟[66]。土地与房屋分配中的一些不平均则通过其他财物的分配加以均平。这样分家之后，三兄弟自然是相邻生活，待三兄弟的下一代又要分家时，以每家有二个子嗣计，便会扩展出六个同宗家庭，这样，两代便可形成一个自然聚居的宗族。白居易在《朱陈村》一诗中所描绘的，就是这种宗族状态，其诗云： 徐州古丰县，有村曰朱陈。……家家守村业，头白不出门。……一村唯两姓，世世为婚姻。亲疏居有族，少长游有群。……生者不远别，嫁娶先近邻。死者不远葬，坟墓多绕村。……[67] “家家守村业，头白不出门”，便是这种宗族聚居形成的必要条件。 需要指出的是，随着唐代经济社会的新变化，人口的流动明显过于前代，同一宗族中或为科举之宦、或为经商、或为购置土地、或因失去土地，都可能离乡外徙。同样，他们到达新的定居地后，又会与已有的宗族相邻，成为杂姓。如，据《周村十八家造像塔记》[68]所记，周村18家中，周姓14家，其中４家已迁至外地，包括汲郡从事周子岩、交城县令周永建、考城县令周义成、上林府周君楚，前三人为宦，后一个不详。另有杂姓４家。这４家杂姓如果能够“家家守村业”，或许都可形成自己的宗族。因此，唐代宗族的自然聚居实际上又是大杂居、小聚居。如杜光庭在《东西女学洞记》中说：“其山下通关乡多姓公孙、贾家，山上石保村多姓吕氏、马氏。”杨际平、郭锋先生在深入考察敦煌文书中的户籍资料后也提出，当时的宗族居住状况是： 在一乡一里这个较大的范围内，为数十种姓氏杂居，而在乡里的某些地段，又常是家族（或宗族）聚居。[69]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