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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部《氏族志》只是把皇族与一些高官置于前列，崔氏等族依然得居高位，并未以“官职高下作等级”。至唐高宗时代，又重修《氏族志》，改名为《姓氏录》，其变化有二：其一，《姓氏录》完全不考虑以往世族的地位，而是一律以官品高下，将五品以上官员全数列入，即使是士卒，也以“军功入五品者，皆升谱限”[40]。这实际上完全否决了世族的身份与特权，在制度上宣告了世族的终结。其二，《姓氏录》收录的另一原则是凡录入者只限本人及直系亲属，“取其身及后裔；若亲兄弟，量计相从；自余枝属，一不得同谱”[41]。这又对宗法血缘关系加以限制，使新贵难以进行宗族膨胀。旧族之体系也大受影响。如王仲荦先生所言： 世家大族族大丁殷，分房多，子弟多，所受影响就特别大了。以后世家大族中，“每姓第其房望，虽一姓中，高下悬隔”。有些房分，便自称“衰宗落谱，昭穆所不齿”（《新唐书·唐俭传》），这类偏枯房分的出现，就是这个缘故。[42] 关于乡村建制，北朝由宗主督护而三长，虽具地缘行政性质，但宗法血缘关系的影响仍较为明显。北周苏绰曾改三长为二长，试图条理乡村建制，以完全地缘为原则确定行政建制，此后，历隋直到唐贞观之后，经过数十年的调整，终于形成了较为完整的乡村体系。在这一体系中，里正与村正是基本的乡村二长，行使政府行政职能，乡村中的父老、耆老虽也被官方认可，但只是徒有名誉，最多是聊备顾问，体现民意而已[43]。这样，基本实现了以地缘关系编制乡村居民，乡村宗族的影响力大受影响，转而注重其内在体系的调整与发展。 由均田制、租庸调制向两税法的变迁，是唐代经济体制最为深刻的变化，对唐代社会产生了重大影响。 首先，与这一土地与税赋政策的变化相联系，唐代社会地权转移频繁，土地兼并愈演愈烈。至此，土地买卖与累积已失去了任何限制，土地已经基本完成了其私有化的进程，地权转移与土地兼并不可避免地进入到一个新的时期。两税法实施不久，陆贽即在其上书中指出：“今制度弛紊，疆理隳坏，恣人相吞，无复畔限，富者兼地数万亩。”[44]李翱在《进士策问》中亦曰：“初定两税……及兹三十年，百姓土田为有力者所并，三分逾一其初矣。”[45]不独平民百姓如此，即使一些权贵人物或富有者，也时刻面临着地权或宅权的转换。郭子仪死后，“奸人幸其危惧，多论取夺其田宅奴婢”[46]。柳宗元贬永州仅四年，其在长安善和里之旧宅，便三易其主[47]。元稹《和乐天高相宅》一诗也写道：“二百年来城里宅，一家知换几多人？”瑏瑠独孤郁在《才识兼茂明于体用策》中所举一例更为典型： 昔尝有人有良田千亩，柔桑千本，居室百堵，牛羊千蹄，奴婢千指，其税不下七万钱矣。然而不下三四年，桑田为墟，居室崩坏，羊、犬、奴婢十不余一，而公家之税曾不稍蠲，督责鞭笞，死亡而后已。[48] 有良田千亩的乡村地主尚且如此，一般农民手中的土地更是朝不保夕。地权的难以稳定，直接影响了世家大族赖以存在的经济基础。 其次，两税法虽然可称之为“适时之令典”，但在唐后期的社会环境中，无法起到应有的作用，税额过重，税外加征，加之折变之陋规，使农村百姓不堪重负，遇有天灾人祸，更是难以维计，只有背井离乡，成为流民。如陆贽所言： 建中定税之始，诸道已不均齐，其后或吏理失宜，或兵赋偏重，或疠疾踵害，或水旱荐灾。田里荒芜，户口减耗。牧守苟避于殿责，罕尽申闻。所司姑务于取求，莫肯矜恤。遂于逃死阙乏税额，累加见在疲氓。一室已空，四邻继尽，渐行增广，何由自存！此则人益困穷，其事七也。[49] 两税法之后的人口流移，的确是当时的一大症结，而且，此后，这一现象仍在继续发展中。宪宗元和年间，李渤曾出长安东行，返回后，上书道： 臣出使经行，历求利病。窃知渭南县长源乡本有四百户，今才一百余户， 乡县本有三千户，今才有一千户，其他州县大约相似。访寻积弊，始自均摊逃户。凡十家之内，大半逃亡，亦须五家摊税。似投石井中，非到底不止。[50]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