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庶民宗族是指乡村社会中普通百姓的宗族组织，因史料的匮乏，我们只能在有限的出土文献中去把握乡村社会中这些普通宗族的基本状况。南方地区的普通宗族状况可以《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简》[11]为例进行分析。该简中共涉及117个丘，其中，每丘所登录同一姓氏居民明确为三户或三户以上者共68丘，占总丘数的58％，而三户或三户以上即可成为一个小型宗族。另外，在各丘的姓氏分布中，还可以看到，在一些丘中，同姓居民所占比例已相当之高。如：寇丘之占姓，占本丘居民之57％；窟丘之毛姓，占本丘居民的75％；杷丘之石姓，占本丘居民之60％；上和之谢姓，占本丘居民之66.7％；上利之丞姓，占本丘居民之87.5％。 需要指出的是，对于走马楼地区的居民性质，多数学者认为是屯垦人户或租佃国有土地者，流徙人口当占较大比例，其他地区的宗族聚居状况应强于这一地区。 北方地区的普通宗族状况可以据出土或传世的有关碑铭进行分析。在同一社区的居民联合进行的佛教造像活动中，可以看到同一姓氏居民相对集中地分布于同一社区，这实际上反映了宗族的聚居状态。如北魏景明四年（503）《高伏德三百人等造像记》[12]所记，幽州范阳郡当陌村在高伏德等率领下，参与造像活动的姓氏共有24姓249户，仅高姓即有185户，占总户数的74.3％；正光五年（524）《魏氏等合邑造像碑》[13]中共有２姓24户，其中魏姓23户，占总户数的95.8％，李姓仅１户。又如，东魏兴和四年（542）《李氏合邑造像碑》[14]所记参与造像活动的各姓氏共12姓，196户，其中李姓183人，其他11姓共13户，李姓占总户数的93.4％。再如，北周天和六年（571）《费氏造像记》[15]所记参与造像活动的各姓氏共５姓47户，其中费姓43户，占总户数的91.5％。这些案例都是较为典型的庶民宗族存在的例证。 上述宗族组织形态虽然各具特色，但又有许多共通之处，这些共通之处实际上也是魏晋南北朝时代中古宗族的基本特性。从整体上看，魏晋南北朝时代各种宗族组织的共通之处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 第一，这一时代的宗族植根于乡村社会，无论是名宗世族，还是豪族寒门，都是将乡村作为其生存与发展的基点。以东晋南朝时期的世族为例，他们对土地似乎具有更大的欲望，除了关心自身社会地位与政治地位的永固外，他们最感兴趣的莫过于广殖田产。谢灵运《山居赋自注》云：“若少思寡欲，充命则足，但非田无以立耳。”[16]刘宋朝王鉴与王惠兄弟二人的一段争论也十分典型。《宋书·王惠传》云： 兄鉴，颇好聚敛，广营田业，惠意甚不同。谓鉴曰：“何用田为？”鉴怒曰：“无田何由得食？”惠又曰：“亦复何用食为？”[17] 广殖田产既可寄情山水，又可营理生业，是南朝世族的普遍选择，其中不乏规模宏大者。如刘宋之孔灵符，“家本丰，产业甚广，又于永兴立墅，周回三十三里，水陆地二百六十五顷，含带二山，又有果园九处”[18]，与其同时代的谢琨、沈庆之、阮佃夫、谢灵运等人也都拥有类似的田产别业。此外还有大量的世族在乡村拥有中小田庄。如《颜氏家训·止足》篇云： 常以二十口家，奴婢盛多，不可出二十人，良田十顷，堂室才蔽风雨，车马仅代仗策，蓄财数万，以拟吉凶急速。[19] 除世族外，南方与北方地区的豪族在乡村社会也同样是兼并土地，强取豪夺。如北魏之乡村社会，到三长制颁行时，仍然是这样一副景象： 强宗豪族，肆其侵凌，远认魏晋之家，近引亲旧之验。又年载稍久，乡老所惑，群证虽多，莫可取据。各附亲知，互有长短。……争讼迁延，连纪不判。良畴委而不开，柔桑枯而不采。[20]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