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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也有学者认为，唐代仍是宗族制度之繁盛期。例如，杜正胜先生在《传统家族试论》一文中即认为： 隋唐承袭北朝的传统，那时的家庭远比汉代“三族”的范围大，宗族之活跃自不待言。自春秋晚期以下，宗族的政治社会功能当以南北朝至隋唐最称空前绝后。[7] 这一说法亦颇可商榷。从唐代社会的宗族现状看，传统的带有较强身份色彩与政治、军事功能的大族淡出中古社会，是不争的事实。但与此同时，这一时期的宗族仍在存续发展之中，只不过较之前代少了那些政治与军事的光环，走到了中古宗族与近古宗族的交会处。也可以说，这一时期正处在中国古代宗族的转型期，而这一问题恰恰未被论者所关注。 为了明瞭唐代宗族转型的机理与表现，我们有必要对魏晋南北朝时期宗族的面貌及特征进行探讨和分析。 一、魏晋南北朝时代之中古宗族 中古宗族始于秦汉，至魏晋南北朝时代达到全盛，其内凝与外化均大为增强。一方面，宗亲内部的向心力与凝聚性强化，包括共同的社会行为、经济互助、宗法观念以及同宗成员间的联系等等，都普遍有所加强；另一方面，相当一部分宗族已外化为具有基层组织性质的社会组织，甚至具备了军事功能。这一历史时期较为广泛存在的一些特定的宗族组织形态，是内凝与外化的集中体现，比如世族宗族、宗党宗族、豪族宗族、庶民宗族等等。 世族宗族上承东汉之豪族，兴盛于两晋南北朝时期，是通过累世相积的政治、文化地位以及政治权力而形成的身份性宗族集团。对其存在状态及特性，前人论之颇多，此不赘述。 宗党是指北方少数民族迁徙内地后形成的宗族组织。魏晋以来，北方少数民族移徙内地已成潮流。十六国至北朝初年，少数民族的内徙更是大规模展开。移徙内地的少数民族首先面临的是原有的生产生活方式被彻底改变。与之相应，则是北魏初年的“离散部落”政策。北魏道武帝时代，“离散诸部，分土定居，不听迁徙，其君长大人皆同编户”[8]。这样，相当一部分氏族在“离散”与“分土”中未被进一步分散。在汉化的过程中，他们逐步按汉民族的文化习惯转化为宗族。这些在少数民族汉化过程中生成的宗族集团，实际上成为北魏前期重要的组织形式。为了有效实现社会控制，北魏王朝将原有的对氏族的统治方式转化为对这些新兴宗族的统治方式，因势利导，创立了宗主督护制——利用宗长、族长充当乡里行政组织之长。 豪族主要是指乡村社会中非身份性的强势宗族集团。魏晋南北朝时代的豪族与东汉豪族最大的不同之处在于，东汉豪族是当时强宗大姓势力的集中体现，在社会政治中具有不可替代的地位与作用；魏晋南北朝时代的豪族则是世族宗法集团之外的、缺少政治地位与身份的地方强宗大姓。以东晋南朝为例，北方南下的世族依靠其独有的政治优势与社会地位，使其宗族力量不断壮大，成为乡村社会中的主导力量。南方原有的一些著名的宗族也跻身世族行列，成为南朝社会中颇有影响的力量，如吴郡之顾、陆、朱、张，会稽郡之孔、魏、虞、谢，广陵郡之雷、蒋、谷、鲁，建安郡之林、黄、陈、郑，等等。除此之外的那些地方豪族虽然在乡村社会颇有势力，但相对于世族而言，缺少政治、经济特权，受到世族的积压与排挤。《梁书·沈瑀传》记其为余姚令时，“县大姓虞氏千余家，请谒如市，前后令长莫能绝，自瑀到，非讼所通，其有至者，悉立之阶下，以法绳之。县南又有豪族数百家，子弟纵横，递相庇荫，厚自封植，百姓甚患之。瑀召其老者为石头仓监，少者补县僮，皆号泣道路，自是权右屏迹”[9]。 从总体而言，东晋南朝豪族的发展以侯景之乱为界可以分为明显的两个时期：前期是沉伏期，受到较多的制约。后期则是迸发期，迅速崛起于南朝各地。如《陈书》卷三十五史臣曰：“梁末之灾沴，群凶竞起，郡邑岩穴之长，村屯坞壁之豪，资剽掠以致强，恣陵侮而为大。”[10]陈的开国者陈霸先实际上就是南朝的豪族。自陈之后，豪族遂成为南朝政权的重要依靠力量。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