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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宗族政治、军事功能的消褪。从唐代宗族的功能看，这一历史时期，宗族的政治性、军事性等社会功能明显减弱，从另一个角度，也可以说，宗族对社会的影响力与控制力有所减弱。魏晋南北朝时代，一些势力强大的宗族不仅是血缘集团，同时又是雄踞地方的政治集团与军事集团，遇有社会动荡或其他重大要变故时往往举族而迁，或聚族自保，或举族而起，且自成一体，构成独立的政治、军事单元。这一现象至隋唐之际仍有延续，如隋末湖州大族沈氏，“属姓数千家，远近向服”；炀帝死于江都后，沈法兴以诛宇文化及为名起兵，“定江表十余州，自署江南道总管”[70]；隋末饶阳刘君良“累代义居……属盗起，闾里依之为堡者数百家”[71]；李君球“纠合宗党，保固村闾”[72]。但这种现象到安史之乱以及此后的动荡中都几乎看不到了。某些论者述及唐代大族问题时常用的几个事例，均不太典型。如论者多引崔祐甫《上宰相笺》所云“顷属中夏覆没，举家南迁，内外相从，百有余口”，藉以说明此时宗族集团之活动。其实若再细读此笺，便会发现，崔氏这内外百口，已称不上是什么宗族集团，与前朝动乱年代的举族而动相比，仅有内部互助之功能，而无其他。此笺中还说： 祐甫天伦十人，身处其季。夙遭险釁，几不闻存没。左右提携，仰于兄姊。 又云： 长兄宰丰城，间岁遭罹不淑；仲姊寓吉郡，周年继以鞠凶。呱呱孤甥，斩焉在疚。宗兄著作，自蜀来吴，万里归复。羁孤之日，斯所依焉。岂期积善之人，昊天不吊，门绪沦替，山颓梁折。今兹夏末，宗兄辞代，顾眇眇之身，岿然独在。寡弱婴孺，前悲后泣。一门之中，发首相吊，舍之而去，必填沟壑。[73] 这种因素下的举族而迁，实际上只是兄姊及子女间的大家庭互助，与三国两晋以来的举族而动不可同日而语。与之相应，遇有动荡，“乡里子弟”或“邻里”往往成为集合式群体，共同行动。如李肇《国史补》卷上记道：“元结，天宝之乱，自汝大率邻里，南投襄汉，保全者千余家。”颜真卿所撰《唐故容州都督兼御史中丞本管经略使元君表墓碑铭并序》则记其“因招集邻里二百余家奔襄阳”[74]。邻里中当然应包含亲族，但此时的亲族已不是完整的群体，而是混同在以地缘关系组合的邻里群体中，这种情况在史载中又或称“邻里子弟”、“乡里子弟”。如《旧唐书·李观传》记道：“广德初，吐蕃入寇，銮驾之陕，观于盩厔率乡里子弟千余人守黑水之西，戎人不敢近。” 四是近古宗族的萌发。需要指出的是，上述三项变化是相对于中古宗族的特性而言，他们既是唐代宗族与中古宗族的不同之处，又是唐代宗族与近古宗族的共通之处。对于宋明以后的近古宗族而言，唐代宗族形态中的一些新生因素又成为近古宗族发生的先声。 那么，近古宗族的特征是什么？近年来，一些学者将近古宗族称之为“普及型宗族”，我们以为这种说法有一定道理，但并不确切。之所以说有一定道理，是因为在中古时代，宗族的发展不够平衡，世族宗族与豪族宗族十分发达，庶民宗族则较为弱小；至近古时代，无论是官宦乡绅宗族，还是平民宗族，都得到长足的发展，其外延与内涵都无根本区别。之所以言其并不确切，是因为“普及型”并不能反映近古宗族的根本特征。在中古时代，尽管不同群体宗族的发展不够平衡，但宗族组织的普遍存在都是不争的事实，并非到近古时代宗族组织才实现了普及化。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