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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隋唐社会环境之变化 较之魏晋南北朝时代，隋唐社会发生了一系列新的变化，这些变化为唐代宗族的转型提供了充分条件。就政治体制而言，最为突出的变化就是中央集权政体的强化，包括府兵制的规范、科举制的全面推行、《氏族志》的重修、乡村之制的实施等；就经济体制而言，最为突出的变化则是从均田制向两税法的转变。当然，隋唐社会环境之变化不是一夜之间的突变，许多变化在南北朝时代已经开始。 如前所述，魏晋南北朝时代的强宗大姓往往又是一个军事集团，无论是世家大族，还是乡里豪强，其影响力直接植根于所拥有的武装力量。而北周府兵制的实行，则开启了将乡豪武装中央化的进程。至隋唐时代，更是统一全国的军士征调与管理，宗族私家式武装已无生存空间，这对于中古宗族的消解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科举制之源头可溯至北周苏绰之《六条诏书》，与梁武帝天监八年（509）的用人诏书也不无关联。隋朝建立后，即废止九品中正制，取消了州郡中正的选举品第之权，将大小官吏的任命权收归中央。《隋书·百官志》记道：“旧周、齐州郡县职，自州都、郡县正已下，皆州郡将县令至而调用，理时事；至是，不知时事，直谓之乡官。别置品官，皆吏部除授，每岁考殿最。……开皇十五年，罢州县乡官。”因此，杜佑《通典·选举二》谓：“自是海内一命以上之官，州郡无复辟署矣。” 对《隋书》这则史料中的“州都、郡县正”，有学者解释为州县属僚，并云这是“废除刺史、县令自辟属僚的权力。州县佐职改由朝廷任命异乡人担任，原来的属僚们变成了不知时事的‘乡官’，到开皇十五年（595年），就连不知时事的乡官也被罢除了”[37]。其实，所谓“州都”正是本州中正之属[38]，“郡县正”则是郡县中正官，负责选荐人物，罢州都、郡县正为乡官，是废止九品中正制，而非一般的改变州县佐属的任命。炀帝时代，又开通了科举取士制度，使才学成为入仕的基本途径。唐王朝时代，更是全面实行科举制，使科举取士成为官员补充的最为重要的途径。 这些变革的直接结果是剥夺了世家大族的入仕特权，也剥夺了旧有宗族集团的政治权力，既不试可以以世族任于中央、州郡，又不能以宗族之力量被辟用于郡县，宗族的政治凝聚力大为消解。其结果是形成了较为典型的文官集团，而旧式的乡里豪族则失去了发展的政治基础。唐修《氏族志》对于世族与旧式宗族的冲击也较为突出。高士廉等人受命修《氏族志》时，仍沿旧习，将崔幹列为第一等。唐太宗十分不满，明确指出： 我今特定族姓者，欲崇重今朝冠冕，何因崔幹犹为第一等？……卿等不贵我官爵耶？不须论数世以前，止取今日官爵高下作等级。[39]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