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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大夏龙雀 南京大学中文系的教学传统，历来把“中国古代文学史”分为四段，用四个学期来讲授。我自己负责魏晋南北朝隋唐段。每次第一节课上，我总会惭愧地告诉大家：“很抱歉，诸位来听的是一个非常、非常‘名不副实’的课。因为目前的我，尚没有能力为大家厘清契丹文、女真文、古突厥文，更不用说复原匈奴、鲜卑的文字——那何敢大言不惭在此标明‘中国文学史’五个字呢，所以最多只能和大家谈谈‘汉文学史’。”通常中文系的讲授系谱是：魏晋→南朝→隋唐。十六国是进不了“文学史”的；北朝情况略好，但亦是围绕庾信、王褒谈，喜欢讲如何受南朝影响。其实这种思路是事先默认了：文学=literature。 陶弘景《古今刀剑录》有云： 夏州赫连勃勃，以龙升二年造五口刀，背刃有龙雀环，兼金缕作一龙形，长三尺九寸。铭曰：“古之利器，吴楚湛卢，大夏龙雀，名冠神都，可以怀远，可以柔迩，如风靡草，威服九区。”宋王刘裕破长安得此刀，后入于梁。［11］（P748） 薛综注《文选》收张衡《东京赋》“龙雀蟠蜿，天马半汉”句云：“龙雀，飞廉也。”［10］（P105）可见其是早期传说中的一种神鸟。赫连勃勃取之为喻，大约用其“快”的意象。《晋书·载记》和《十六国春秋辑本》收载这一事件，都没有谈及后文刘裕一段。因此我一直很疑惑，刘裕北伐破长安后，最畏惧的就是坐镇北方统万城那位虎视眈眈的铁弗匈奴首领赫连勃勃，写信欲与之称兄道弟。“大夏龙雀”一刀，如何落入刘裕之手的呢？如果把这一则史料看成是“隐喻”，那么，南方知识人企图从北方得到怎样的一把文化“利刃”呢？ 十六国的历史肇端于南匈奴，从南匈奴开始，非汉民族就不断“探寻”建立新世界的理念，这种理念除了狭义的政治理念外，当然更多的是指人与人之间新的关系。北中国的中古文学甚至说广义的文化，都应该纳入这一大框架下思考。众所周知，从拓跋魏—北周（北齐）—隋唐，与其说是朝代的更替，不如说是政权在“拓跋鲜卑集团”内部不同势力之间的转移。比如，虽然唐修《五经正义》的主要学说是采自六朝江南的魏晋以来之新学风，而非北方秉持之汉儒旧学风，可谓其形为“南”，但《五经正义》颁布的核心意义却与西魏、北周、隋胡汉融合政权里面的“贤才主义”一脉相承，可谓其神为“北”。 傅斯年在《历史语言研究集刊》的创刊词中，亟言“汉学”的复兴需要“虏学”的加入。关注公元三至九世纪的北中国，这才是解决唐及先唐文学的一把好似大夏龙雀般的“利刃”。 四、 文史朱然 今年4月11日，我带领南京大学的大一新生们考察了位于马鞍山的三国朱然墓。《三国志》里面朱然是擒拿关羽的勇冠三军之上将，卒时年六十八；然而《三国演义》第八十四回《陆逊营烧七百里 孔明巧布八阵图》中，却有云： （赵）云正杀之间，忽遇朱然，便与交锋；不一合，一枪刺朱然于马下。 大约因为“惹众怒”，所以朱然被塑造成一击死于赵云的枪下。赵云的枪叫“百鸟朝凤枪”，其枪法据日本东京内阁文库藏孤本汉籍《三国志平话》，是学自三国荆州的童渊（字雄付）。 为什么“文”和“史”上的朱然差别这么大呢？这提醒我们，文与史那种若即若离的关系。顾炎武《日知录》载：“《通鉴》不载文人。”［12］（764）纯粹的文人难入“治”与“鉴”的行列。所以唐及先唐“中国文学史”上的许多大文豪，容不进同为“大文豪”的司马光的书中。但韩愈、白居易却也有记载，原因并不是他们的“文”——古文或诗歌，而是他们的“史”——曾经一度左右过中晚唐之中央政治。早在二三十年前，史学界的高明之士就已提出：“史学为综合贯通之学，必须不断广泛地从其他学科中吸取养料。”［13］（P76）如果说当下先唐文学也遇到了“十字路口”，亦不为过。再举古人一例，章学诚《文史通义·假年》也说过： 宇宙名物，有切己者，虽锱铢不遗；不切己者，虽泰山不顾。［14］（P52） 所谓“有切己者，虽锱铢不遗”，实在值得我们唐及唐以前文学研究者细细玩味。 限于篇幅，最后总结一下本文两个卑之无甚高论的观察：一为承续五朝学人的经史注疏之传统来理解集部之学。其实“文学家”是一个后世建构的概念，古文中的“文人”二字，通常也只是古代纵横于经史之学的士大夫的众多身份之一。二为关注北方非汉民族对中古文学、文化的影响。这种影响也只有跳出狭义的“文学”概念才能更好地审视。 【作者简介】童岭，南京大学文学院副教授。出版过专著《南齐时代的文学与思想》等。 参考文献 ［1］慧皎：《高僧传》，汤用彤校注，汤一介整理，北京：中华书局，1992. ［2］童岭：《南齐时代的文学与思想》，北京：中华书局，2013. ［3］刘若愚：《中国文学理论》，杜国清译，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 ［4］马叙伦：《庄子天下篇述义》，上海：龙门联合书局，1958. ［5］章太炎：《太炎文录初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 ［6］夏含夷：《兴与象——中国古代文化史论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 ［7］野间文史：《近代以来日本的十三经注疏校勘记研究》，童岭译，载彭林：《中国经学》第11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 ［8］赵翼：《廿二史札记校证》，王树民校证，北京：中华书局，1984. ［9］沈约：《宋书》，北京：中华书局，1974. ［10］萧统：《文选》，李善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11］程荣：《汉魏丛书》，长春：吉林大学出版社，1992. ［12］顾炎武：《原抄本日知录》，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79. ［13］余英时：《十字路口的中国史学》，何俊编，李彤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 ［14］章学诚：《章学诚遗书》，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