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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学术讨论会，可以形成三点共识： 第一个问题，是钞本与定本的关系。目前，钞本研究是西方汉学界一个热点话题。周秦汉唐是钞本时代，宋代则开辟了刻本时代。因此，读书会将研究对象的下限界定在唐代，是可行的。有人可能会质疑说，这种做法与以往的文学史划分不一样，应该先秦是一段、两汉魏晋南北朝是一段、唐宋是一段。我们的回答可以说是依据文献保存的方式而定。学术界普遍认为，最早的刻本是唐代咸通九年（868）印制的《金刚经》。此后刻书便像长江大河一样，滔滔不绝。因此，咸通九年的刻本的刊刻可以算是一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标志。与此相关联的是钞本和定本的关系问题。表面看，这只是形式的不同，其实涉及一个更加根本的话题，那就是如何对待经典的问题。 按照后现代理论讲，钞本时代的经典都存在不断叠加完成的情况，因此，今天的文本有很多不可靠，很复杂，仅靠现有的文本去理解先秦、理解魏晋，这样的“文本不可靠”。既然如此，就必须抛开现存的观念，根据钞本还原历史，重新解构经典。这种观点，有点类似于二十世纪前期的“古史辨”派的主张，带有思想史的意味，否定是为了更好地拓展。另外一种观点则认为，定本也是建构在钞本的基础上的，两者有前后继承关系，而不是断裂关系。前者是解构经典，后者是守望经典，都有着强烈的学术话语权的背景。我们强调守望经典，更多的是从学术的层面考虑问题，可能有点抱残守缺的意味，具有悲壮的色彩。 第二个问题，是文学史的写法问题。民国初年，文学研究明显分为两派，一是传统的章（太炎）、黄（侃）学派，强调学术研究贵在发明。客观地说，章太炎、黄侃对中国文学的理解非常深刻、精到。黄侃研究《文选》就非常出色，常有独到见解，章太炎的《国故论衡》也讨论了很多文学史问题。但不可否认，章、黄学派，带有明显的江湖习气。另外一派则为北大、清华新派学者，强调学术研究贵在发现，对于传统的文学研究，重在探索历史背后的人的因素。这些问题，也都值得重新思考。学术史的发展证明，后者引领了潮流。这说明了一个基本道理，学术研究必须与时俱进。 第三个问题，是物质文化与精神文明的综合研究。大家讨论的制造史、造物史、行为史，说到底，就是物质与精神的关系、整体和个体的关系。文学史的核心问题，就是文学、文献、批评，就是文学史的文心问题。研究文学史，就是探讨古今文心的沟通，探讨古代文学作品，其实就是走近古人，深入文心。钱锺书在《谈艺录》中谈过一句话，“东海西海，心理攸同；南学北学，道术未裂”。所谓心理，就是审美心理；所谓道术，就是学术方法。方法是为探索文心服务的，探索文心又是为探索人心服务的。一个完美的社会，应当是物质与精神同步发展，没有文学发展的社会，绝对不是完美的社会。 第一次读书会的主题是“钞本时代”的经典研读。将来的读书会还可以依托《文学遗产》网络版，组织学术活动，展示学术成果，营造学术氛围，目的是召集志同道合者，回归经典，守望传统。第二次研讨会的召开，希望能就这些问题展开更深入的讨论。 【作者简介】刘跃进，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出版过专著《门阀士族与文学总集》等。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