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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勰“通变”之适用于文体，即在于揭示其“名理相因”之须“通”与文辞气力之宜“变”者，并举前世作品为证，以言其优劣得失。今试以诗、乐府、赋为例略作考察。如《明诗》： “诗言志，歌咏言。”圣谟所析，义已明矣。是以在心为志，发言为诗，舒文载实，其在兹乎！诗者，持也，持人情性；三百之蔽，义归无邪，持之为训，有符焉尔。 “诗言志”、“诗者，持也，持人情性”，所谓应物而感，感物吟志，诗为情、志自然之抒发，此即诗之名理相因者；而四言五言、逞气雕采，随时变迁，亦当有取。以言志抒情为主干，兼以文辞气力之强调，这样的诗歌才合乎“通变”之准则。以此为准则，上古“顺美匡恶”之诗自不必言，后世诸家亦多有可称道者，如“张衡怨篇，清典可味；仙诗缓歌，雅有新声”、“嵇志清峻，阮旨遥深”、“应璩百一，独立不懼，辞谲义贞，亦魏之遗直”之类。而有些诗篇则因多崇变而乏于通，而为刘勰批评，如宋之山水诗“俪采百字之偶，争价一句之奇，情必极貌以写物，辞必穷力而追新”。 至于乐府，刘勰称： 乐府者，声依永，律和声也……匹夫庶妇，讴吟土风，诗官釆言，乐胥被律，志感丝篁，气变金石。是以师旷觇风于盛衰，季札鉴微于兴废，精之至也。 乐应感人，亦应由此观盛衰兴废，此为乐府之名理相因之“通”；后随世流转，亦现新声之因素，可酌以吸收、利用，如刘勰所称“魏之三祖，气爽才丽”之类。但刘勰对秦之后乐府多所批评，如称“暨武帝崇礼，始立乐府，总赵代之音，撮齐楚之气，延年以曼声协律，朱马以《骚》体制歌，《桂华》杂曲，丽而不经，《赤雁》群篇，靡而非典”。《宋书·乐志》云： 汉武帝虽颇造新哥，然不以光扬祖考、崇述正德为先，但多咏祭祀见事及其祥瑞而已。商周《雅》《颂》之体阙焉。［6］（P550） 可与刘勰“丽而不经”、“靡而非典”之评相参照。此为乐府不合“通变”之例，即仅逐新声，而忽视了乐府应当体资“故实”之处。而前引“魏之三祖”例，虽“气爽才丽”，但因“志不出于淫荡，辞不出于哀思”，故“虽三调之正声，实韶夏之郑曲也”，则亦归为违忤“通变”之类。 再看赋。刘勰称，“诗有六义，其二曰赋。赋者，铺也，铺采摛文，体物写志也”。赋之源，出自诗，故而铺采摛文，意在体物写志，这是其名理相因之须“通”之处。刘勰又称“及灵均唱骚，始广声貌”，屈赋之声貌华采为新“变”因素。综合二者，“赋也者”，乃“受命于诗人，而拓宇于楚辞”也，即赋之“通”“变”之内涵。与此相应，刘勰又云： 原夫登高之旨，盖睹物兴情。情以物兴，故义必明雅；物以情观，故词必巧丽。丽词雅义，符采相胜，如组织之品朱紫，画绘之著玄黄，文虽杂而有质，色虽糅而有本，此立赋之大体也。 赋与诗同，皆因物感而抒发情志，又与诗异，则在于其原本即须铺采摛文，是最易展示作者才华的一类文体。刘勰在对前世赋作“擘肌分理”的过程中认识到这一点，故将赋之“雅义”（通）、“丽词”（变）这一创作总原则提炼出来，作为评价赋之优劣与辨识赋之流变的标准。需要指出的是，刘勰在其他篇目中对汉之后赋作多有批评，但这不是简单对赋之华采、夸饰的否定，在《诠赋》篇中，他列出十家谓之“辞赋之英杰”，就主要着眼于他们在文辞气力方面的新“变”因素，他的批评是在于有的赋篇刻意追求奇采而丢弃了情志之根本。这也即刘勰所言“然逐末之俦，蔑弃其本，虽读千赋，愈惑体要，遂使繁华损枝，膏腴害骨，无贵风轨，莫益劝戒”者。 以上以诗、乐府、赋为例，对“通变”观念在刘勰文体论中的体现与运用作了简单说明。总之，“通”、“变”二者，作为刘勰由前世作品总结出的理论范畴与审美原则，应当回到对具体作品与诸文体的递延流变的观照、衡鉴中去，这才符合它的性质与刘勰的意旨。当然，如何对此作深入的研究，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从历时的角度考虑，“通”与“变”都不是一成不变的，即使“通”也绝非即如“情”、“志”这样笼统的界定那样简单，这些问题都需要去作详细的梳理和界定，但“通变”这一符合传统思维的美学范畴，对于我们考察先唐文学乃至历史文学之源流递延，均有重要的启示和意义。 【作者简介】罗剑波，复旦大学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心副教授。发表过论文《陈深及其<楚辞>评点的价值》等。 参考文献 ［1］陈寅恪：《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审查报告》，载《金明馆丛稿二编》，北京：三联书店，2001. ［2］黄霖：《文心雕龙汇评》，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3］黄侃：《文心雕龙札记》，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 ［4］吴林伯：《〈文心雕龙〉义疏》，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2. ［5］刘永济：《文心雕龙校释》，北京：中华书局，1962. ［6］沈约：《宋书》，北京：中华书局，1974.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