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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二，民间取向。二十世纪初年，基于西学熏扇与对传统的反叛，新学者普遍推重民间或通俗文化。如胡适《白话中国文学史》曰： 当方苞、姚鼐正在努力做韩愈、欧阳修的“肖子”的时候，有个吴敬梓也正在做《儒林外史》，有个曹雪芹也正在做《红楼梦》。那个雍正、乾隆时代的代表文学，究竟是《望溪文集》与《惜抱轩文集》呢？还是《儒林外史》与《红楼梦》呢？再回头一两百年，当明朝李梦阳、何景明极力模仿秦、汉，唐顺之、归有光极力恢复唐、宋的时候，《水浒传》也出来了，《金瓶梅》也出来了。你想，还是拿那假古董的古文来代表时代呢？还是拿《水浒传》与《金瓶梅》来代表时代呢？——这样倒数上去，明朝的传奇，元朝的杂剧与小曲，宋朝的词，都是如此。”［3］（P3） 此种重视通俗或民间文学的取向，深刻地影响了后来的文学史和文学研究。新中国成立以后，由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而来的民众路线，更加强了此种思考倾向。故多数文学史的研究与叙事，往往或深或浅地隐藏着“民间取向”。这种问题方式之下，《国风》基本被“民歌化”，而乐府诗、戏曲、小说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此类研究除了是对传统反叛的必然结果外，本质上也是一种“选择性”研究。 其三，选本视野。以“文学性”为标准重构中国的“文学史”，也有历代的诗文评、诗文选本作为传统资源。诗文评、诗文选本是清代以来普通读书人了解中国古诗文传统的主要媒介。大型总集及文人别集因其体量与良莠并存的特点，并非是普通知识层面获取诗文作品的主要途径。如郑振铎《插图本中国文学史》每章后列有参考文献，让我们有机会发现古代文学研究初建期的文献基础。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其唐代文学部分的参阅书目，如“杜甫”那一章的参考书目是：1.《全唐诗》；2.《全唐诗话》；3.《唐诗纪事》；4.《唐才子传》；5.《唐百名家诗》；6.《五十唐人小集》。这几部书再加上《唐音癸签》几乎是郑振铎所列唐诗的主要参考文献。除了《全唐诗》之外，均属“选择性”文本，而《全唐诗》虽然是必备文献，但不可能是其文学史写作的主要参阅本，这也是自然的事情。故而，《插图本中国文学史》的唐诗部分的基础是《唐百名家诗》和《全唐诗话》这样的诗选本和诗话。那么此文学史名著所展现的唐诗历史，恐怕就是建基于选本和诗话的“阅读印象”之上。诗文评、诗文选本一般是选择和评价的路数，与以“文学性”为标准重建诗文传统的方式若合符契，故其“品鉴”思维也自然成为古代文学的内在问题方式之一。 因此，从根本意义上说，古代文学更像是一门西化的学问。它是用西学的眼去“发现”古代文本中的文学传统，重述属于中国的文学故事。这个故事中的经典，继承了晚清民国时期的文化常识，属于自然的认定。百年的研究，多为评判和诠释，缺少一种关于研究本身和经典文本的批判性思考。时至今日，确需一种复归于文本的实践来根除古典文学研究的先天弊病。 古典文本是一个被不断建构的过程，从其写成到其被经典化，乃至后来的各种重译，都与下述因素相关：历史情境和学术传统，人们的写作方式与阅读习惯，文本的物质形态与流传方式，人际交往的模式与规模，共识的形成与传布，等等。这些因素不仅仅是文献研究或接受研究的问题了，它们构成了连续性问题，关乎对文明的整体性思考。故返归文本的思路，并不局限于文本本身，它是对中国文学研究范式的反思，是对经典塑成的追溯，是对经典重译的解构，更是对中国文学研究新范式的探索和尝试：摆脱西学视域，以文本为原点，开始发现之旅，立足本土文化，讲述中国故事。 【作者简介】徐建委，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副教授。出版过专著《<说苑>研究——以战国秦汉之间的文献累积与学术史为中心》等。 参 考 文 献 ［1］朱希祖：《中国文学史要略》，载陈平原：《早期北大文学史讲义三种》，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2］戴燕：《中国文学史现代范型的确立：从冯沅君、陆侃如到刘大杰、林庚》，载董乃斌、陈伯海、刘扬忠：《中国文学史学史》第二卷，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3. ［3］胡适：《白话文学史》，北京：东方出版社，2012.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