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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朝遗绪”与“大夏龙雀” ——唐及先唐“文学”研究趋势之姑妄言 童 岭 （南京大学文学院 副教授） 一、 复须时熟 慧皎《高僧传》记载，昙摩耶舍梦见“博叉天王”显灵对自己说：“道假众缘，复须时熟。”［1］（P41）凡事都离不开“缘”与“时”。中国古典文学叙述模式大变革的“缘”与“时”，以至于逐渐形成今天的模式，差不多就发导于一个多世纪前的甲午之战。北洋水师大败之后，中国知识界普遍从“形而下”的器物不如洋人，认识到“形而上”的治学方法也不如洋人。那珂通世的《支那通史》出版后约十年，罗振玉在上海重印此书，其所作序文中流露出第一流中国学者的愧叹之情，至今读之，尤汗涔涔也！“中国文学史”也正是在“西学东渐”的大背景下得以成立。换言之，不仅仅中国古代史，古代文学的研究范式也从传统的注疏、笺释、札记、评点之学，逐步变迁为时下全球统一的“学术杂志论文”体，亦产生于那一时代大背景下。 研究中古文学史的学者，都绕不开一个话题——什么是“文学”？什么是“文章”？（这一话题相对来说，在宋及宋以后文学研究者那里较为约定俗成。）我在《南齐时代的文学与思想》中专有一节《南齐时代到来之前的“文章”义》，指出：“在整个东周时代，文献中没有一例可以证明‘文章’有‘文学作品’的含义。”［2］（P58）刘若愚（James J.Y.Liu）也明确说过，自公元前二世纪以后，“文章”才有了英文literature的大致含义。［3］（P12） 再回到这一众说纷纭的核心词——“文学”上来。晚清民国学术，一如战国、三国之际，“道术将为天下裂”［4］（P14），各种新旧学说激烈碰撞。仅在“文学”的名与实层面，很遗憾，普天下最终选择了留学美国的胡适之《白话文学史》中对“文学”的定义，而非“上天以国粹付予”［5］（P144）的章太炎先生《国故论衡·文学总略》中所采用的“广义文学说”——这也是今天文学研究者遇到困境的百年前之重要导因之一。 大抵而言，近百年来的中国文学、学术是与时代大背景有紧密联系的，很难谈得上是完全置身事外的“纯文学”、“纯学术”。举一个负面的例子，美国夏含夷教授在2000年就对《纽约时报》的记者说过，夏商周断代工程是中国的“沙文主义”。［6］（P317）这让人依稀联想到了明治大正年间，白鸟库吉“尧舜禹抹杀论”学术背后的话语。 其次，在“缘”与“时”的框架下，我们再来看看研究者的“认同”与“定位”这两个方面。“认同”是历史之取向（past-oriented），“定位”则是未来之取向（future-oriented）。比如治中古史大家耳熟能详的川胜义雄与谷川道雄二“雄”。余生也晚，前者没有机缘亲炙；不过倒在关西大学拜谒过谷川先生，当时谷川先生已年过八十。早年留学京大的张学锋教授曾经“考考”我请益谷川先生的印象，我用了四个字形容：望之若“王谢家人”！张教授听后非常赞同，并回忆了一段亲闻的逸事：谷川先生出身于熊本的“贵族”，幼年时看过自己的父、祖在熊本老家赈济乡里、焚烧债券，后来自己读到六朝贵族尤其是北朝士大夫做过同样的事情，就立刻深深地“认同”。但同辈以及年轻一辈日本东洋史学者，研究归研究，信不信却打问号，他们常常窃窃私语：“有人真会在灾年自己有饭不吃，让给别人吃吗？肯定是中国古书的溢美之词吧！”唯独谷川先生自己对此深信不疑。所以当谷川先生遇到同样是出身于京都“贵族”的川胜义雄后，曾半开玩笑地说：“我是熊本县的贵族，你是京都府的贵族，只有我们才能理解中国六朝贵族的真谛啊！”于是一拍即合（即“认同”），共同创立了“六朝贵族制”、“豪族共同体”学说，并以此为基础展开了令人耳目一新的中国魏晋南北朝史研究（即“定位”）。 二、 五朝遗绪 章太炎先生的名文《五朝学》，盛赞自晋过江至陈后主之三百年间，学问“纯美不忒”［5］（P74）。这里的学问，如果不用经史子集来分，略相当于西方的“古典之学”（Classics）。 虽然常言道汉魏之际，文学由经义为中心转向诗文为中心，但经义对于文学内容以及形式的影响，从汉魏一直延续到隋唐。 我们在此举出“注疏”的例子来谈。 中国传统学问，不重“著”，而重“述”。这一点，不谈中国自己历代的学人，且看日本京都大学吉川幸次郎、仓石武四郎等，花了七十年功力而成的皇皇巨著《尚书正义定本》。发起者吉川幸次郎有一句肺腑之言，说：中国全部学问的根底，都在“注疏”二字。［7］（P38）就五朝“注疏”学问而言，介于汉儒经注和唐人五经正义之间，最为重要的莫过于“义疏学”。今天能看到的六朝义疏体残卷，到目前为止，一共有如下数种：《讲周易疏论家义记》、《礼记丧服小记子本疏义》、《孝经述议》、《论语义疏》。五朝学人自己创作文学作品，或者是对文学作品进行注释时，也一定深受经部新学问风尚之影响。从两晋时代开始，就文学的注疏（释）学而言，如“为古人文学注疏”，有司马彪的《上林子虚赋注》、晋灼《子虚甘泉赋注》；如“为古人文学释音”，有李轨《二京赋音注》；如“为当世人文学注疏”，有张载、刘逵、卫瓘注左思的《三都赋注》、萧广济为木玄虚《海赋注》；又如“为本人文学注疏”，有谢灵运的《山居赋自注》。谢灵运在自注中，广征博引诸家经义与集部之外的典籍，俨然是仿照经书注疏制作的一份注释。又如，至今争论不休的《文选集注》所收《文选音决》，也要将其置于中古经史“音义”的解释系谱中去考察，而非集部的一个释音文本。 赵翼《廿二史札记》说“唐初三礼、《汉书》、《文选》”同为显学。［8］（P440）其实《后汉书》和《东观汉纪》也有极大的读者群，但今天的“选学”研究者们，几乎很少有人将《文选集注》与《集注后汉》的“集注”形式进行比较爬梳。最重要的原因，就是今天的研究者，已经有了一个紧箍咒——“《汉书》、《后汉书》不是文学”——但这当然不是“五朝遗绪”。《集注后汉》的作者刘昭是梁武帝萧衍及梁临川王萧宏的重要臣子。刘昭的曾祖，又是北府兵的核心将领——显然也不是自胡适之以来“文学”、“文学家”概念所能牢笼的人物。广被认为是“史家”的范晔，认为自己《后汉书》最得意之处，却是“文学”之笔：如“序论”、“传论”、“赞”。自诩为：“笔势放纵，实天下之奇作。”［9］（P1830）五朝“文学”的第一大宗昭明太子《文选》也承认了这一说法，认为：“赞论之综辑辞采，序述之错比文华。”［10］（P3，序）那么范晔是“史学”家还是“文学”家？——这种本不成问题的提问方法，就是以近五十年来人为的文、史、哲学科分类而产生的。 以上之林林总总，必须要退回到五朝的经史注疏之学的实态中，接承五朝的“遗绪”，才能理解五朝学人，尤其是所谓“文学之士”的文中“遗志”。 (责任编辑：admin) |